徐慎来到医院看望生病的钱永才，钱永才向徐慎说起了他的往事。
“我二十三岁参加工作，那时候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被分配到了咱们县最偏远的一个公社当通讯员。”钱永才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眼神变得悠远，“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总想着把工作做好，往上走，出人头地。公社的工作繁杂，白天跟着领导下村走访，晚上还要整理材料，有时候忙到后半夜才能睡觉。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就怕自己做得不好。”
“后来公社改乡，我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提拔成了乡主任，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是全县最年轻的乡级领导干部之一。”说到这里，钱永才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那时候真是意气风发啊，觉得自己前途无量，只要好好干，肯定能有一番作为。”
“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耳光。”钱永才的语气沉了下来，“我那时候性子直，认死理，用我老伴当年话说我就是头倔驴。总觉得工作就该公事公办，不该讲那些弯弯绕绕。有一次，县里来了个领导到我们乡视察，乡书记让我提前准备点‘土特产’，说是让领导带回去尝尝，我当时就不愿意了，说这不符合规定，硬是给顶了回去。结果你猜怎么着？没过多久，县里就下文，把我调到了另一个更偏远的乡当民政干事，相当于降职了。”
徐慎皱了皱眉，他能想象到当年钱永才的委屈和不甘。
“那时候我心里不服气，觉得是领导公报私仇，可后来慢慢也就想通了。”钱永才苦笑了一下，“在官场，有时候‘规矩’比‘规定’更重要，‘人情’比‘能力’更管用。我那时候就是太年轻，不懂这些，以为只要一心为公，就能得到认可，可实际上，官场就像一张大网，每个人都在网里，你要是不懂规矩，不懂得变通，就很容易被网住，甚至被网困死，每个人都在网的一个结上，都想着往网中心爬，可都忘了网越往中心越窄，多少人在往中心爬的时候掉了下去。”
“后来我在那个偏远乡干了整整八年，从民政干事到副乡长，再到乡长，一步一个脚印，都是凭着实打实的成绩干出来的。”钱永才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坚韧，“那八年里，我跑遍了乡里的每一个村，每一户人家，解决了多少邻里纠纷，帮多少贫困户脱了贫，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乡遭遇了特大暴雨，山体滑坡，好几户村民的房子被冲毁了。我带着乡里的干部，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组织村民转移，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脚都泡肿了，最后终于把所有村民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就因为这件事，我被评为了全县的先进工作者，又被调回了县里，在县农委当了个副主任。”钱永才顿了顿，“原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可没想到，更大的挫折还在后面。”
“在农委干了几年，我又被调到了柳溪乡当党委书记，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钱永才的眼神里带着几分疲惫，“柳溪乡是咱们县的大乡，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很大。我到任后，一心想搞经济建设，引进了几个项目，可因为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了不少排挤和打压。有一次，一个招商引资的项目，本来都快谈成了，结果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散布谣言，说这个项目有问题，最后项目黄了。我查了很久，才知道是县里某个领导在背后搞鬼，就因为我没有给他家儿子安排个好的职位。”
“那时候我真的想过辞职，不干了。”钱永才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没贪过一分钱，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可为什么总是这么不顺？后来我老伴劝我，说既然选择了官场这条路，就应该坚持下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
“我老伴走了之后，我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钱永才的目光再次投向徐慎，“我在水利局干了五年局长，在发改委干了三年主任，后来又到了改革办当主任，这一晃，就是六十多岁了。”
“真的是，五十年前二十三，老来方得一青衫。”钱永才又缓缓念出这句诗，语气里充满了无尽的感慨，“我二十三岁参加工作，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个正科待遇，马上就要退休了。想想这辈子，真的就像这句诗说的一样，熬了一辈子，就只混到了这么个‘青衫’。”
徐慎心里五味杂陈，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脸上深深的皱纹，那每一道皱纹里，都刻着岁月的沧桑和官场的浮沉。钱永才的经历，让他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样子，也是那样意气风发，那样充满理想，可随着在官场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也渐渐感受到了官场的复杂和无奈。
“小徐，我不是说官场不好，也不是让你变得世故圆滑，不择手段。”钱永才仿佛看穿了徐慎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官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里有权力，有利益，有诱惑，也有风险。在这里生存，既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要懂得适应环境，这很难，但也不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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