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胃好了？”
“没好。但也没以前那么糟了。换了工作岗位之后，作息规律了，吃饭按时了，胃病自然就好多了。以前在贵州蹲守的时候，经常一连几天就靠压缩饼干和凉水撑着，有时候蹲在草丛里一整夜，连水都不敢多喝，怕要上厕所暴露位置。胃不出毛病才怪。”
沈红夹了一片毛肚在锅里涮了涮，数到七八下就捞起来，在芝麻酱碗里蘸了一下，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眯起眼睛，露出那种吃到好东西时才会有的表情，“还是这家的毛肚好，脆，嫩，有嚼头又不老。我在云南吃过一次火锅，毛肚切得跟皮鞋底似的，嚼都嚼不动。”
吴良友也夹了一片羊肉涮了涮，在麻酱碗里转了一圈。
羊肉切得薄如蝉翼，在沸汤里翻滚几秒钟就熟了，入口鲜嫩绵滑，带着一股淡淡的奶香味。
“你当年在江源也是这样。陈远山跟我说，沈红这个女人不要命，别人蹲点蹲八个小时，她蹲十六个小时。别人喝一瓶红牛，她喝三瓶。后来胃坏了，医生让她戒咖啡戒辣椒，她一样都没戒掉。”
“戒了。在云南一个月没吃辣，胃好多了。”
沈红放下筷子，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不过回来第一顿必须吃辣。这是仪式感。在云南洱海边那一个月，我每天早上被鸟叫声吵醒——是真的鸟叫，不是手机闹钟的那种电子声。起床后先泡一杯普洱茶坐在院子里喝，苍山的影子倒映在茶汤里，像一幅画。白天要么看书要么写字，傍晚沿着湖边散步，看晚霞把整片湖水染成红色。那种红跟审讯室里的红灯不一样，是活的，会流动的，会变化的。”
“你还会写字？以前没听你说过。”
“在部里这些年写了几十万字的报告，不算写字算什么？”
沈红笑了，露出牙齿，嘴角弯弯的，“以前写的是案情分析和抓捕报告，现在写的是政策研究和内参建议。都是写字，但用的笔不一样。以前用的笔是铁笔，现在用的是毛笔。不过底子没变——都是想把事情说清楚，说透，说到让对方没办法反驳。这一点跟你很像。”
两人边吃边聊，从青远市的生态修复聊到老矿工的矽肺病保障，从工程质量倒查聊到沈红在云南的见闻。
沈红说她在洱海边租的小院子里有一棵老梅树，她去的时候梅花已经谢了，但枝干特别有味道，像一幅水墨画里那种瘦硬的老梅，她每天早上对着那棵梅树喝茶，觉得心里特别安静。
“我在洱海边想明白了一件事。”
沈红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目光透过窗户落在楼下街面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上，“我这辈子追了无数人——毒贩、间谍、贪官、走私犯。追到最后，我追的不是人，是正义。但正义这个东西，你永远追不到尽头。追完黑石，还会有别的什么组织冒出来。追完程瀚，还会有别的贪官藏在暗处。我以前总觉得，只要我跑得够快、追得够紧，就能把所有坏人都抓干净。后来在云南看着苍山洱海，我忽然想明白了——我不可能抓干净所有坏人，但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每一个坏人都追到底。剩下的，交给后来的人。”
吴良友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
“你这话说得像个哲学家。不过你说得对——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剩下的，交给后来的人。你带的那几个年轻人，就是在替你做‘后来的人’该做的事。”
他顿了顿，“说到后来的人——吴语的研究生论文被《地质学报》录用了。李婷在生态环境厅干得不错，今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这些年轻人，比我们当年强。”
“李婷那孩子不容易。”
沈红把杯中的黄酒一饮而尽，杯底在桌面上磕了一下，“在黑石手下经历了那么多，亲眼看着邝文杰被带走、看着黑石的网络一点点被撕碎，还能走出来，考上公务员，好好工作。你跟她说，我敬佩她。不是每个经历过那种事的人都能重新站起来。她站起来了，而且站得很直。吴语什么时候毕业？我记得他研究生快读完了。”
“明年毕业。导师想让他继续读博士，他说想先工作几年，积累一些野外经验再回去深造。我支持他的想法——搞地质的人，不能老待在实验室里，得去野外，去山里，去戈壁滩上，拿锤子敲石头，用脚丈量大地。就像他爷爷当年在矿上一样——爷爷在井下用双脚丈量煤层，他在山上用双脚丈量山脉。”
“你让他去。”
沈红的眼睛在火锅的蒸汽后面亮闪闪的，“你父亲当年在矿上也是这样——用脚丈量矿井下的每一寸土地，用眼睛看清楚每一块煤的成色。吴语在干他爷爷干过的事，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种工具。他爷爷用镐头和铁锹，他用地质锤和显微镜。这块土地上的矿脉不会变，地层不会变，但挖矿的人会变，一代一代地变下去，每一代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触摸同一片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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