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的钟声敲了下午三点，声音沉甸甸地穿过湿冷的空气，落在秋子耳边时，已经变成了模糊的回响。她站在圣玛利亚天主教堂的铁门外，手指紧紧攥着褪色的帆布包带子。
辞职是上周的事。
她没有立即离开，像是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代，也像是对这座城市的正式告别。而今天，她选择来这里，来到这座她曾经在周日默默坐在最后一排的教堂。
秋子推开沉重的木门，门轴发出悠长的吱呀声。教堂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空旷，下午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红色、蓝色和金色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蜡烛、旧木和尘埃混合的气味，一种她熟悉的、令人安心的味道。
她走向圣水盆，机械地蘸了蘸水，在胸前划十字。动作熟练得几乎成了肌肉记忆。大学二年级的那个秋天，她第一次走进教堂，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需要一处可以哭泣而不会被问及原因的地方。后来她参加了慕道班，一年后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件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阿威。
“下午好，我的孩子。”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侧面传来。秋子转身，看见李神父正从祭坛旁的侧门走出来。他大约六十岁，头发花白，戴着金边眼镜，黑色长袍的下摆有些磨损。李神父在这座教堂服务已经超过三十年，秋子刚来这座城市时就认识他了。
“下午好，神父。”秋子微微低头。
“今天不是周日。”李神父走近了几步，声音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秋子深吸了一口气，她能感觉到那个秘密在胸腔里翻涌，像一只困兽想要冲出牢笼。“我想告解。”
李神父注视了她片刻，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告解室在那边，我去准备一下。”
等待的时间不过几分钟，但对秋子来说，却像是经历了漫长的审判。她在长椅上坐下，抬头看着前方祭坛上的十字架。耶稣垂着头，眼睛半闭，表情难以捉摸是痛苦还是解脱。秋子曾经无数次试图从那个表情中读出答案，但每次看到的都只是自己的倒影。
十一岁那年的夏天，父母去了外地，家里只剩她和奶奶。奶奶耳背，睡得早，八点过后，整座老房子就沉入了寂静。那是七月中旬，天气闷热，蚊帐里更是像蒸笼一样。秋子睡得不深，迷迷糊糊中感觉身上很重，像是被什么压住了。
她睁开眼，黑暗中一个轮廓俯在她身上。是邻居家的大哥哥，比她大八岁，平时会教她做数学题，会从县城给她带彩色铅笔。秋子想说话，但一只粗糙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她闻到汗味，还有一种陌生的、令人不安的气味。
“别出声。”他的声音很低，带着喘息，“不会痛的。”
秋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本能地感到恐惧。她想挣扎，但十一岁的身体在十九岁的力量面前毫无抵抗之力。蚊帐在晃动，床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她盯着天花板上那块熟悉的水渍，形状像一只飞鸟。疼痛来得尖锐而陌生，她咬住了捂住她嘴的那只手，但那只手没有移开，反而捂得更紧。
结束后，他匆匆离开，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秋子躺在湿黏的床单上，一动不动。窗外的月光惨白地照进来，她盯着那只“飞鸟”，第一次希望自己能够消失。
这种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几次。有时隔一周，有时隔半个月。秋子学会了不挣扎，不发出声音，只是盯着那块水渍，数着上面的纹路，一遍又一遍。她甚至开始觉得，这也许是正常的，就像大人说的“女孩子总要经历的事”。大哥哥每次离开前都会摸摸她的头，说“你真乖”，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放在她的床头柜上。
直到高中三年级，生理卫生课上，戴着厚眼镜的女老师用平静得近乎冷酷的声音讲解女性生殖系统。当讲到处女膜时，教室里响起一阵压抑的笑声和窃窃私语。秋子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突然感觉全身冰冷。老师继续说着什么“女孩最珍贵的礼物”、“贞操是女人最重要的财富”，秋子一个字也听不清了，耳边只有自己越来越响的心跳声。
那天放学后，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第一次认真地、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身体。镜子里的女孩脸色苍白，眼睛下有淡淡的青影。她想起那些夜晚，那些水果糖，那些“你真乖”的夸奖，突然弯下腰剧烈地呕吐起来。
从那天起，秋子开始失眠。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密的朋友。在她们讨论未来、讨论爱情、讨论理想中的婚礼时，秋子只能沉默地微笑。她觉得自己像个赝品，外表完整，内里早已破碎不堪。
大学时，她选择离开家乡，来到这座一千公里外的城市。新的环境，新的人群，她希望自己能重新开始。但那个秘密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她，在每个可能发展出亲密关系的时刻，恐慌就会攫住她的喉咙。
大二那年，一个同系的男生向她表白。他叫阿晨，高高瘦瘦，会弹吉他，在校园艺术节上唱过一首自己写的歌。秋子犹豫了很久，答应了。他们像所有校园情侣一样，一起上自习，一起吃饭，周末去看电影。陈晨很温柔，牵她的手前会小心翼翼地问“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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