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婶，您别急。”王西川说，“我想过了，流水线的活确实不适合您。合作社现在岗位多，您可以换个工种。比如去包装车间，那里活轻，按件计工，手快的多干，手慢的少干，但保底工分够生活。或者去食堂帮忙，给大伙做饭，这也是一份工。”
赵寡妇愣住了：“包装车间？食堂？我……我能行吗？”
“怎么不行？”王西川笑了，“您做饭的手艺屯里谁不知道？以前谁家办红白事，不都请您去掌勺？包装车间更简单，就是检查检查成品，贴贴标签，您肯定能干好。”
赵寡妇破涕为笑：“那……那我试试。”
“行，明天您去找大山哥，让他给您安排。”王西川站起身，“赵婶，合作社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只要肯干，总有适合的岗位。”
解决了老孙头和赵寡妇的问题，王西川回到合作社，又召集了一次骨干会议。会上，他提出了“老带新”、“岗位分流”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西川，还是你想得周到。”黄大山感慨，“既推进了改革，又照顾了老社员的感情。”
“改革不能硬来，要循序渐进，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王西川说，“咱们合作社不是资本家开的工厂，是社员自己的组织。发展是为了让大伙都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淘汰谁。”
会议还确定了另一件事：合作社要办夜校，请县里的老师来教文化课和技术课。学费合作社出，社员自愿参加。王西川特别强调，要鼓励妇女和年纪大的社员参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能。
消息传出去，屯里反响热烈。尤其是妇女们，以前只能在家做饭带孩子，现在有机会学文化、学技术，还能在合作社找到合适的工作，个个兴奋不已。
然而，新旧碰撞的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几天后，又出了新问题。
这次是关于新收购点的。王北川在邻县设立的收购点，采取了新的收购标准：按品质分级，优质优价。这本是好事，但却得罪了当地一些老关系户。
这天下午，王北川急匆匆地从邻县赶回来，脸上带着伤。
“二哥，出事了！”他一进合作社办公室就喊。
王西川心里一紧：“怎么了？慢慢说。”
王北川灌了一大口水，喘着气说：“邻县那个收购点，有个叫胡老六的，是当地的老山货贩子。咱们去了以后，按新标准收购，品质差的压价，品质好的提价。胡老六送来的货品质一般，但非要按高价卖，咱们不收，他就带人把收购点砸了！”
“人没事吧？”王西川问。
“我和两个伙计挨了几拳，没什么大碍。但收购点里的货被抢了一些，账本也被撕了。”王北川愤愤地说，“胡老六还放话，说咱们靠山屯的人不懂规矩，敢在他的地盘上抢生意，让咱们滚蛋！”
黄大山一听就火了：“反了他了！我这就带人去，把那个胡老六抓回来！”
“大山哥，别急。”王西川拦住他，“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胡老六敢这么嚣张，背后肯定有人撑腰。咱们贸然过去，人生地不熟，容易吃亏。”
“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算。”王西川沉吟道，“北川，你先说说，胡老六在当地什么背景？”
王北川想了想：“听当地人说，胡老六有个姐夫在县供销社当副主任。他靠着这层关系，在当地垄断山货收购，压价收，高价卖，屯民们敢怒不敢言。咱们去了以后，按公道价收，抢了他的生意，所以他才急眼。”
“供销社副主任……”王西川若有所思，“这样，北川，你明天去县里，找李国良科长，把情况反映一下。就说咱们合作社是合法经营，按质论价，却遭到当地恶势力打砸抢，请求政府主持公道。”
“那收购点还开吗？”王北川问。
“开，不但要开，还要大张旗鼓地开。”王西川说，“你回去后，把收购点的牌子挂得更醒目些，价格表贴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再雇两个当地老实可靠的屯民帮忙，工资开高点。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咱们合作社做生意，公道，守信，不怕恶人。”
“可是……胡老六要是再来捣乱怎么办？”
王西川冷笑：“他敢来，你就报警。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是他胡老六能一手遮天的。而且，咱们越硬气，支持咱们的屯民就越多。他胡老六能打砸一次，还能天天守着？”
王北川明白了：“二哥，你是要……争取民心？”
“对。”王西川点头，“做生意不只是买卖，更是做人。咱们公道，自然有人支持。他胡老六霸道，早晚众叛亲离。”
事情果然如王西川所料。王北川回到邻县后，按照王西川的指示，重新挂起了“靠山屯合作社收购点”的牌子，还把价格表用大红纸抄写，贴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当地屯民一看，合作社的收购价确实比胡老六高出一大截，而且按质论价，不坑人，纷纷把家里的山货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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