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充满担忧：“可是专辑发行期的宣传，尤其是媒体采访……”
“能提前录的提前录，能电话采访的电话采访，实在需要现场的，安排在6月底之前。”我说得很坚决，“7月1-9号这段时间，天塌下来也别找我。”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已经移到会议桌中央，在胡桃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我知道这很难。”我打破沉默，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在逃避责任。高考对我来说，和专辑发行一样重要——不，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如果连最普通的中国青年该走的路都不敢走，我凭什么说自己理解这个时代？凭什么做《华夏》这样的专辑？”
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些跟着我从零走到今天的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过比这更大的挑战——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们每天盯着期权账户，睡觉都不敢闭眼；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赵振三天只睡了八个小时；……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站起身，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前倾：“这一次也一样。只是战线更长，战场更多——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自己，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标杆，要照顾好家人，甚至要参加一场少年该参加的考试。但我们的弹药也更充足——有《Genesis》这样的国际作品，有《华夏》这样的文化表达，有星海文化这个不断成长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有在座的各位。”
我环视全场，目光与每个人对视：“所以，让我们把这两张专辑，做成2000年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事件。不仅要赚钱，更要发声——向世界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向传统发出当代人的回应。”
掌声响起来。不是热烈的鼓掌，而是缓慢、有力、带着决心的掌声，像战鼓。
会议继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敲定了每一个细节：
《Genesis》在北美十二个城市的电台首发名单，重点攻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的Top 40电台；
《华夏》在两岸三地书店的铺货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发，一周后铺二线城市，再一周后到县城；
数字平台的技术应急预案——王工团队准备了五套备用服务器方案；
媒体采访的提纲准备——针对央视要谈“文化自信”，针对《南方周末》要谈“个体表达”，针对新浪网可以轻松些，谈创作趣事；
甚至包括签售会上我的着装要求——李薇建议穿中式立领衬衫配深色西装外套，“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国际”。
中午一点，会议进入最后环节：风险评估。
赵振翻开风险评估报告，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最大的风险点有三个。第一，《Genesis》在西方市场遇冷。虽然数据看好，但音乐品味难以预测，尤其是亚洲面孔唱英文歌，可能面临种族偏见。第二，《华夏》在国内市场被批‘曲高和寡’——大众可能不接受这种深度的表达。第三，时间冲突——高考期间如果出现重大舆情或技术故障，小田总无法及时决策。”
高军接话：“应对方案：第一，我们准备了B计划——如果《Genesis》榜单成绩不佳，就转向长尾营销，主打‘收藏价值’和‘文化意义’。第二，《华夏》的推广要分层，大众层面主推《盛夏的雨》《江南》这些相对易懂的歌，专业层面再推《俑》《活埋》。第三，建立危机决策小组——我、赵振、王工三人，在高考期间拥有临机决断权，重大事项投票决定。”
“同意。”我说，“另外再加一条：所有宣传物料，避免使用‘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我要的是‘创作者’，不是‘奇观’。”
会议记录员——新来的实习生小周，手速飞快地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键盘发出密集的哒哒声。
下午两点，会议结束。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抱着厚厚的文件和满满的任务。最后只剩下我和高军。
“小田总，”高军关上门，压低声音，“你真的要参加高考？”
“真的。”
“为什么？”他不解，“以你现在的成就，大学文凭已经不重要了。清华北大都会抢着要你，何必去受那个罪？你知道现在公司有多少事吗？”
“我知道。”我说，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走过的几个中学生。
他们穿着蓝白校服，背着沉重的书包，有人边走边背英语单词，有人讨论昨天的数学题，“高哥，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失去对真实人生的体验。”我看着那些远去的背影，“当你拥有许多的资源，有超越年龄的成就，你会很容易飘起来，脱离地面。你会忘记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挣扎的，怎么在有限的选项里做出选择的——就像那些孩子，他们的未来被一场考试决定，这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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