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动容的面孔：“这些名字，王二柱、李建国、赵小花……他们不是历史书上冰冷的统计数字，不是遥远模糊的符号。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是爹娘疼爱的儿子、女儿，是妻子思念的丈夫，是孩子期盼的父亲或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家乡口音，有爱吃的食物，有未完成的梦想。他们走上战场时，也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记住他们具体是谁，记住他们为什么牺牲，记住他们也曾和我们一样真实地活过、爱过、痛过、盼望过，这就是对抗遗忘最有力的方式，也是我们对历史、对先烈所能做的最基本、也最珍贵的纪念。”
他的讲述没有煽情的语调，却因依托于眼前这些真实的物证和刚刚发生的、活生生的认亲故事，而充满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上午十一点，纪念馆在馆外的小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简短而庄重的仪式——“为无名烈士立碑”揭幕仪式。仪式没有邀请太多嘉宾，只有陈砚、李勇、王浩，几位像刚才那位老人一样新近确认了亲人信息的远征军后代，以及一些闻讯赶来的媒体和自发聚集的市民。
一块深灰色的花岗岩石碑立在那里，覆盖着红色的绸布。石碑并不高大，却显得异常厚重。
在纪念馆馆长简短致辞后，陈砚、李勇和那位刚刚找到姑姑名字的老人，作为代表，一起缓缓拉下了红绸。
石碑正面，镌刻着朴素的文字：
远征军野人山二十八位烈士之墓
（一九四二年六月 牺牲于此）
石碑的背面，是依据陈铭日记核实后镌刻的二十八个名字，按照牺牲日期排列。每一个名字后面，跟着简单的籍贯。在名单的最下方，刻着陈铭日记里那句让无数人泪目的话：
“等胜利了，带你们回家。”
阳光照射在崭新的碑文上，字迹深刻清晰。那位老人扑到碑前，颤抖的手抚摸着“赵小花”三个字，老泪纵横，对着石碑低声诉说：“姑姑……小花姑姑……俺们……接你‘回家’了……你有名有姓地在这儿了……爹，您看见了吗？妹妹找到了，她有地方了……您放心吧……她没白牺牲，俺们都记住她了，世世代代都会记住……”
李勇也站在碑前，看着上面那些名字，喃喃道：“爹，您交代的事……办成了。兄弟们，有名了，有家了。”
仪式结束后，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采访了陈砚和纪念馆馆长。当晚，新闻播出，报纸刊发。报道的标题是：《野人山二十八位英烈，从此不再无名》、《一本血染的日记，让八十年的寻找尘埃落定》。
社会的反响比预想的更为强烈。报道发出后的几天内，滇缅抗战纪念馆的热线电话和官方邮箱几乎被打爆、塞满。
一位来自保山的八十多岁老人打来电话，声音激动得发颤：“我父亲就是200师卫生队的！他活着回来过！他跟我讲过陈铭，说那是个不要命救人的好兵！我家里还有一张当年卫生队的合影，里面有个年轻人，我父亲指给我看过，说那就是陈铭！照片我可以捐给你们！”
一位在昆明工作的俄罗斯籍工程师看到新闻后，特意请假来到纪念馆。他指着伊万徽章的照片，用流利的中文对工作人员说：“我祖父也是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他叫安德烈！他留下的影集里，有和战友的合影，里面好像就有这位伊万·彼得罗夫！我非常愿意帮助你们，联系俄罗斯的相关机构或者伊万的家人，看看能否找到更多关于他的资料！这段历史，对我们俄罗斯人同样重要！”
线索如同被春风吹拂的种子，从四面八方萌发出来。每一通电话，每一封邮件，都可能指向一段被尘封的记忆，一个被寻找的名字，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或者一条连接起更多历史碎片的线索。
陈砚站在纪念馆的窗前，看着外面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慨与力量。历史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死物，当有人用心去擦拭，用情去连接，它就会苏醒，就会在当代人的心灵中激起回响，就会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荡开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
寻找与铭记的路，依然很长。但第一步，已经坚实迈出。那二十八个名字，如同二十八颗重新被擦亮的星辰，开始在历史的夜空中，清晰地闪烁。而他们的光芒，注定会吸引、照亮更多失落的星辰，最终汇聚成那条永不熄灭的、英雄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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