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张动容的面孔:“这些名字,王二柱、李建国、赵小花……他们不是历史书上冰冷的统计数字,不是遥远模糊的符号。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是爹娘疼爱的儿子、女儿,是妻子思念的丈夫,是孩子期盼的父亲或母亲。他们有自己的家乡口音,有爱吃的食物,有未完成的梦想。他们走上战场时,也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记住他们具体是谁,记住他们为什么牺牲,记住他们也曾和我们一样真实地活过、爱过、痛过、盼望过,这就是对抗遗忘最有力的方式,也是我们对历史、对先烈所能做的最基本、也最珍贵的纪念。”
他的讲述没有煽情的语调,却因依托于眼前这些真实的物证和刚刚发生的、活生生的认亲故事,而充满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上午十一点,纪念馆在馆外的小广场上,举行了一个简短而庄重的仪式——“为无名烈士立碑”揭幕仪式。仪式没有邀请太多嘉宾,只有陈砚、李勇、王浩,几位像刚才那位老人一样新近确认了亲人信息的远征军后代,以及一些闻讯赶来的媒体和自发聚集的市民。
一块深灰色的花岗岩石碑立在那里,覆盖着红色的绸布。石碑并不高大,却显得异常厚重。
在纪念馆馆长简短致辞后,陈砚、李勇和那位刚刚找到姑姑名字的老人,作为代表,一起缓缓拉下了红绸。
石碑正面,镌刻着朴素的文字:
远征军野人山二十八位烈士之墓
(一九四二年六月 牺牲于此)
石碑的背面,是依据陈铭日记核实后镌刻的二十八个名字,按照牺牲日期排列。每一个名字后面,跟着简单的籍贯。在名单的最下方,刻着陈铭日记里那句让无数人泪目的话:
“等胜利了,带你们回家。”
阳光照射在崭新的碑文上,字迹深刻清晰。那位老人扑到碑前,颤抖的手抚摸着“赵小花”三个字,老泪纵横,对着石碑低声诉说:“姑姑……小花姑姑……俺们……接你‘回家’了……你有名有姓地在这儿了……爹,您看见了吗?妹妹找到了,她有地方了……您放心吧……她没白牺牲,俺们都记住她了,世世代代都会记住……”
李勇也站在碑前,看着上面那些名字,喃喃道:“爹,您交代的事……办成了。兄弟们,有名了,有家了。”
仪式结束后,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采访了陈砚和纪念馆馆长。当晚,新闻播出,报纸刊发。报道的标题是:《野人山二十八位英烈,从此不再无名》、《一本血染的日记,让八十年的寻找尘埃落定》。
社会的反响比预想的更为强烈。报道发出后的几天内,滇缅抗战纪念馆的热线电话和官方邮箱几乎被打爆、塞满。
一位来自保山的八十多岁老人打来电话,声音激动得发颤:“我父亲就是200师卫生队的!他活着回来过!他跟我讲过陈铭,说那是个不要命救人的好兵!我家里还有一张当年卫生队的合影,里面有个年轻人,我父亲指给我看过,说那就是陈铭!照片我可以捐给你们!”
一位在昆明工作的俄罗斯籍工程师看到新闻后,特意请假来到纪念馆。他指着伊万徽章的照片,用流利的中文对工作人员说:“我祖父也是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他叫安德烈!他留下的影集里,有和战友的合影,里面好像就有这位伊万·彼得罗夫!我非常愿意帮助你们,联系俄罗斯的相关机构或者伊万的家人,看看能否找到更多关于他的资料!这段历史,对我们俄罗斯人同样重要!”
线索如同被春风吹拂的种子,从四面八方萌发出来。每一通电话,每一封邮件,都可能指向一段被尘封的记忆,一个被寻找的名字,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或者一条连接起更多历史碎片的线索。
陈砚站在纪念馆的窗前,看着外面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慨与力量。历史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死物,当有人用心去擦拭,用情去连接,它就会苏醒,就会在当代人的心灵中激起回响,就会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荡开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
寻找与铭记的路,依然很长。但第一步,已经坚实迈出。那二十八个名字,如同二十八颗重新被擦亮的星辰,开始在历史的夜空中,清晰地闪烁。而他们的光芒,注定会吸引、照亮更多失落的星辰,最终汇聚成那条永不熄灭的、英雄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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