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的阳光透过滇缅抗战纪念馆高大的玻璃窗，在光洁的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着微尘，混合着旧纸张、木料和一种肃穆的宁静。陈砚站在“野人山的记忆”展区入口处，心情难以平静地等待着。他的目光不时望向纪念馆大门的方向。
昨天，他收到了李敏研究员从武汉转来的消息：伊万·彼得罗夫的孙女，卡捷琳娜·彼得罗娃（卡佳），已经抵达中国。在武汉空战纪念馆完成了对其祖父遗物的瞻仰和资料交接后，她坚持要立刻前往云南，亲眼看看野人山，看看那枚被展出的徽章，并亲自与陈砚见面。
远处，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缓走来。那是一位四十岁左右、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俄罗斯女性，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洁的发髻，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套裙，手中提着一个看起来颇有分量的皮质公文包。她的步伐不急不缓，但陈砚能看出她眼神中的急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是卡佳。
陈砚迎了上去。简单的问候和介绍后，卡佳的中文比陈砚想象中要好很多，虽然带着口音，但交流顺畅。
“陈砚老师，非常感谢您为寻找我祖父事迹所做的一切，还有您在武汉的热情接待。”卡佳的声音温和而清晰，她伸出手与陈砚相握，手指微微有些凉，“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我才知道祖父在中国的经历如此曲折和……壮烈。尤其是关于野人山的部分，家族里几乎没有任何记录。”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卡佳女士。伊万·彼得罗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和英雄。”陈砚郑重地说，“请随我来。”
他引着卡佳，径直走向那个熟悉的展柜。当卡佳的目光落在展柜中央，那枚静静躺在深灰色丝绒上的银质飞行员徽章时，她的脚步骤然停住了。脸上的平静瞬间被打破，镜片后的蓝眼睛猛地睁大，呼吸也随之停滞。
她不由自主地向前一步，双手轻轻扶住展柜的边缘，身体微微前倾，仿佛要将那枚徽章看得更真切些。良久，她才发出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抖：
“是它……真的是它……”她的声音哽咽了，泪水毫无征兆地涌出，顺着脸颊滑落，“爷爷的徽章……我小时候，在莫斯科家中的书房里见过。它被放在一个天鹅绒的小盒子里，爷爷偶尔会拿出来，用软布轻轻地擦拭。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他在中国时，一位非常好的中国朋友送给他的，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代表着友谊和勇气。”
她用手背擦去泪水，视线却舍不得离开那枚徽章：“可他从来没跟我们详细说过在中国的战斗，尤其是野人山的事。他只是反复告诉我们，中国的战士非常勇敢，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退缩；中国的普通百姓非常善良，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却依然愿意帮助陌生人。他说，那是一段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岁月，中国人民是他最尊敬的战友和朋友。”
陈砚默默地点点头，他能理解伊万的选择。许多从残酷战争中幸存的老兵，都不愿对家人过多描述具体的血腥与痛苦，只留下最核心的信念与情感。
接着，陈砚示意工作人员，小心地从旁边的辅助展柜中，取出了陈铭日记原件的复制展示页（出于保护考虑，原件已入库保存），正是记载了与伊万相遇、互助、告别情节的部分。他将翻译好的中文内容指给卡佳看。
卡佳接过展示页，仔细阅读起来。当看到“苏联飞行员伊万，受伤迫降，吾等施救”、“伊万同志识草药，助我等寻村寨”、“伊万赠号，吾等赠徽章，互道珍重，约定胜利再见”等字句时，她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但这一次，泪水冲刷过的脸上，却缓缓绽放出一个混合着悲伤与巨大欣慰的笑容。
“爷爷……爷爷他也跟我们提起过！”卡佳的声音充满惊喜与激动，“他说，他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卫生员朋友，那个朋友救过他的命，他们一起在丛林里跋涉，分享过最后一点食物。他说那个朋友叫……Chen Ming？对，是陈铭！他说陈铭是个心细如发、勇敢无私的人，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卫生员之一！”她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泪光与不可思议的光芒，“没想到，他们的故事，他们彼此的记忆，竟然在八十年后，以这样的方式……跨越了时空和国家，在这里‘重逢’了！这太神奇了，也太珍贵了！”
她从随身携带的皮质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老旧的相册，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页，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伊万·彼得罗夫，比陈砚在武汉看到的战前照片显得成熟许多，也清瘦一些，但眼神明亮，笑容温暖而自豪。他穿着苏联空军的正式礼服，胸前佩戴着数枚勋章。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枚样式明显不同的勋章。
卡佳指着那枚勋章，声音里充满骄傲与怀念：“这是1945年，战争胜利后不久拍的。爷爷胸前这枚，是中国国民政府颁发给他的‘抗战胜利勋章’。爷爷生前常说，这枚勋章，是所有勋章里他最珍视的一枚。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他、对所有援华苏联飞行员的认可和感谢，代表着他们共同为之流血奋斗的正义事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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