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清晨，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在陈阳家洁净的客厅地板上洒下晃动的光斑。这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陈设简朴而温馨，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茶香。
陈阳，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教师，此刻却失去了平日的沉稳。他坐在沙发上，双手微微颤抖，捧着一个深褐色的油布包裹。他的对面，坐着陈砚和王浩。
陈砚小心地将包裹打开，露出里面那本纸张泛黄脆弱的日记本。封面上，“陈铭的日记。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始。第六册”的字迹，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陈阳的心上。
他的手指，极其轻柔、近乎虔诚地拂过封面，拂过那些磨损的边角，拂过那熟悉又陌生的字迹。指尖传来的触感，粗糙，脆弱，却仿佛带着某种跨越时空的微温。他的视线模糊了，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滴落，正好落在“陈铭”两个字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是……是爷爷的字……”陈阳的声音哽住了，他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陈砚，嘴唇哆嗦着，“真的是爷爷的字！我小时候，奶奶……奶奶总是指着家里唯一一张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跟我说，你爷爷有文化，爱写东西，当年在队伍里，就喜欢记日记。她说，爷爷走的时候，怀里就揣着本日记，说要把战友的名字都记下来……可后来，爷爷没了，日记也没了音信……奶奶找了一辈子，念叨了一辈子……”
他低下头，将额头轻轻抵在日记的封面上，肩膀无法抑制地耸动起来：“奶奶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爷爷一面，没能看到爷爷留下的只言片语……她说，要是哪天，爷爷的日记能找回来，一定要烧给她看看，告诉她，爷爷都记了啥……她在地下，也好有个念想……”
陈砚和王浩静静地坐着，心中同样波澜起伏。他们理解这份跨越三代人的思念与等待，有多么沉重。
良久，陈阳才平复了一些情绪。他小心地翻开日记，陈砚在一旁，轻声地、详细地为他讲述。从同古突围的惨烈，到野人山撤退的绝境；从陈铭如何节省口粮救治伤员，如何在树皮上刻下“守土”二字；到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采集草药，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为战友手术；再到他如何用各种方式，固执地记录下每一个倒下的战友的名字、籍贯和最后时刻；最后，讲到他与苏联飞行员伊万·彼得罗夫在绝境中的相遇、互助和那份跨越语言与国界的深厚友谊。
陈阳听着，泪水一次次涌出。他时而因爷爷和战友们遭遇的非人苦难而心痛如绞，时而为爷爷在绝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善良与责任感而震撼自豪。
“爷爷……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些细节。”陈阳擦着眼泪，声音沙哑，“他活着回来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也很少提打仗的事。偶尔说起，也只是笼统地说‘当年打鬼子很苦’，‘很多战友没回来’，从没说过他自己具体做了什么，救了谁，记下了谁……他太低调了，把所有惨烈的记忆都埋在了自己心里，只把平安和沉默留给了家人……”
他看着日记上那些密密麻麻、有些已经模糊的名字，心痛与骄傲交织：“我现在才知道，我的爷爷，不仅仅是一个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老兵……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在绝望中依然闪耀着人性光辉，守护同伴，铭记牺牲的真正英雄。他是我们全家……不，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骄傲。”
陈阳站起身，走进里屋。片刻后，他捧出一个同样用干净蓝布仔细包裹的小布包。他走回沙发，将布包放在茶几上，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两样东西：一枚已经氧化发暗、但“200师”字样依稀可辨的铜质军章；还有一块洗得发白、边缘磨损、质地粗糙的纱布，纱布中心有一块洗不掉、已变成暗褐色的印记。
“这是奶奶留下的，”陈阳的声音温柔而伤感，“她说，军章是爷爷唯一带回来的身份证明。这块纱布……是爷爷当年用来给伤员包扎止血用过的，上面沾过血，爷爷舍不得扔，洗干净一直留着。奶奶说，爷爷告诉她，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布，这是‘军功章’，它救过不止一个战友的命。”
他拿起那块纱布，指尖摩挲着上面的暗痕：“奶奶晚年，每天都会把这个布包拿出来，看看军章，摸摸纱布。她说，摸着它们，就像爷爷还在身边。她说，爷爷最大的‘军功章’，不是勋章，是他救回来的人，是他记住的那些名字，是他没给中国军人丢脸的那颗心。”
陈阳抬起头，看向陈砚，眼神清澈而坚定：“陈老师，我想，把这些——爷爷的日记、他的军章、还有这块纱布，一起捐给滇缅抗战纪念馆。让它们和伊万爷爷的徽章放在一起展出。让每一个来看展览的人都知道，野人山的故事，不只有牺牲和苦难，更有像爷爷这样的普通人，在绝境中是如何坚守职责、守护同伴、铭记历史、珍视友谊的。爷爷的故事，和伊万爷爷的故事，应该被一起讲述，一起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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