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在教育局大楼最不起眼的角落——三楼西侧尽头，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纸张发霉与灰尘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唐建科站在门口，适应了片刻昏暗的光线，才看清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约莫三十平米的房间，四壁立着高大的木质档案柜，多数漆色斑驳，露出里面原木的颜色。柜子顶上堆满了捆扎的卷宗，纸张泛黄，边角卷曲。屋子中央是两张拼接在一起的长条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更多文件，几乎看不到桌面。地面是老旧的水磨石，积着厚厚的灰尘，每走一步都会留下清晰的脚印。
“这地方……多久没人来过了？”唐建科自言自语。
王海涛站在门口，显然不想进去：“谁知道呢，反正我来局里五年，就没见这门开过几次。”他指了指墙角，“扫把簸箕应该有，你自己收拾吧。我先回去了，股长说你这周就专门整理这个。”
“这么多档案，一周恐怕整理不完。”唐建科环顾四周，估摸着工作量。
“嗨，就是个由头。”王海涛不以为意地摆摆手，“股长就是不想你在办公室闲着碍眼。你慢慢弄，摸会鱼也没人知道。走了啊！”
门被带上，档案室陷入昏暗，只有一扇高窗透进些许光线，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唐建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而是先巡视了整个房间。档案柜上没有标签，纸张堆放杂乱无章，显然多年来无人认真管理。他推开那扇高窗，新鲜空气涌入，冲淡了陈腐的气味。
清扫是第一步。他找到扫把和抹布，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将地面和家具表面的积尘清理干净。汗水浸湿了衬衫后背，灰尘沾满了双手，但看着逐渐显露出本来面貌的房间，他感到一种奇特的满足感。
接下来是分类。他随机抽出几份文件查看，发现档案内容五花八门：有 decades ago 的教师人事调动记录，有早已过时的教学大纲，也有各种会议纪要和工作总结。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如同一部清水县教育发展的编年史，只是这部史书被彻底打乱了顺序。
“得有个系统的方法。”唐建科自言自语。他回到办公室，找来纸笔，制定了简单的分类方案：按年份分开，每年内再按业务类型分为人事、教学、行政、财务等几个大类。
方案简单，执行起来却不容易。许多文件没有标注日期，他需要根据内容推断；有些文件残缺不全，需要拼凑还原；更多的是重复或无用的文件，需要甄别处理。
第一天下午，唐建科只整理完两个档案柜的四分之一。下班时，他满身灰尘，手指被纸张割了几道小口，但看着初步分类好的一摞摞文件，内心却充满成就感。
李德全看到他灰头土脸的样子，难得地笑了笑：“小唐，不用这么拼命，慢慢来就行。”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唐建科笑笑。
第二天，唐建科带了旧衬衫和手套，一大早就扎进档案室。有了第一天的经验，他效率提高不少，到中午时，已经整理完半个房间。
在整理1988年的教师考核档案时，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年的优秀教师名单中，有一位叫陈玉兰的乡村女教师，连续三年被评为县级先进。档案里有几张已经发黄的照片，是她在简陋的教室里上课的情景，孩子们的眼神明亮而专注。
唐建科特意将陈老师的档案放在一旁，想看看她后来的发展。然而在后续年份的档案中，陈玉兰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优秀教师名单里，只有普通的岗位调动记录。到1992年，她的名字彻底从教师名册中消失。
“为什么会这样？”唐建科心生疑惑。一位连续三年的优秀教师，为何突然沉寂，最后离开教育系统？
午休时间，唐建科没有去食堂，而是继续翻阅档案，试图找出答案。最终，在1990年的一份内部简报中，他发现了端倪：陈玉兰因“教学理念与上级要求不符”，被调离教学一线，担任后勤工作。
简报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教学理念冲突，但唐建科隐约感觉到，这背后可能有一段被遗忘的故事。
第三天，唐建科开始整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档案。这时，他注意到教师流动的一个明显趋势：优秀教师和年轻教师越来越向县城集中，乡村学校师资力量日益薄弱。
199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全县17个乡镇中，有6个乡镇的初中无法开齐全部课程，尤其是英语和音乐、美术等副科。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大教师交流力度”，但后续档案显示，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唐建科想起自己前两天看到的近年数据，这一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二十多年过去了，乡村教育的困境依然如故。
第四天，当唐建科整理到2000年后的档案时，发现了更让人忧心的情况：教师编制管理混乱，有的学校编制被占用但实际缺老师，有的学校则人浮于事。评优评先中，行政色彩越来越浓，教学成果不再是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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