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发枪的草图在东宫密室中铺开，大明太子朱慈烺的指尖划过精细的线条，眼中燃烧着跨越时代的火焰。
西苑校场一角，临时搭建的工棚里，炉火正映照着几张愁容满面的脸庞。
老工匠李福颤抖着捧起那张被视为“机密”的草图，声音里满是绝望：“殿下，这……这弹簧片，这螺丝，还有这燧石夹……非是我等不尽力，实在是人间技艺难达天工啊！”
初冬的寒风卷过西苑校场，那一百八十名“东宫御营”士兵操练的呼喝声越发雄壮。
但在校场东南角那几间临时充作工坊的破败瓦房里，气氛却凝重得如同结冰。主角站在一张粗糙的木桌前，注视着桌上那张他凭借记忆与系统辅助绘制的燧发枪结构草图，耳边回荡着老工匠李福几乎带着哭腔的禀报。
李福是兵仗局退下来的老匠人，手艺在京中已算上乘，此刻却满脸惶恐与羞愧：“殿下，您看这击砧，要求用熟铁百炼而成，既要坚硬耐磨，又不能过脆，否则几次撞击便会崩裂。还有这燧石夹，结构精巧，内部簧片之力道须得恰到好处，力弱则无法激发火星，力猛则易折……更别提这些细如发丝的螺丝，以如今的手段，打造一二或可，若要量产，难，难如上青天啊！”
大明军工体系的僵化与腐朽，是火器改良的首要障碍。
李福这样的老匠人，虽有一身技艺，却长期被困在陈旧的生产模式中。明代负责武器制造的机构，在中央主要隶属工部和内府，如工部的虞衡清吏司下设军器局、鞍辔局，内府则设有兵仗局。然而，明末这些机构大多已名存实亡，管理混乱，效率低下。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匠籍制度的束缚。明朝继承元制，将手工业者编入匠籍，其中“军匠”属于军籍，专门负责武器、军装等的制造和修理。这种世袭的身份制度，严重挫伤了工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虽然明朝后期也因军匠逃亡和技艺不精等问题，雇募民间匠人的情况日益普遍，但整个体系的活力已然不足。
此外，技术传承主要依赖工匠个人的“经验”与“手感”。李福的徒弟王铁锤，一个沉默寡言的壮实青年，私下里曾大着胆子对负责此事的东宫太监刘凤祥抱怨：“刘公公，不是小子们不用心。师傅的手艺，小子学了十年，还未学到五成。这图上的物件，许多地方……光看样子，实在不知该如何下手，更不知该用何种材料最能胜任。” 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主义，极大地阻碍了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
除了体制的僵化，明代后期在具体的基础工艺上也全面落后，导致燧发枪的制造困难重重。
首先是金属材质的瓶颈。明末火器制造曾出现一个显着转向，即从早期的以铸造为主，转向较多地采用熟铁锻造。熟铁锻造的火炮（如“叶公炮”）在当时环境下，是提升火器性能较为可行的技术路径。然而，制作燧发枪的精密零件，尤其是击发机构中的簧片、转轮、螺丝等，对钢铁的韧性、硬度和加工的精度要求极高。大明的冶金技术，能铸造数千斤的红夷大炮（明代对来自西洋的长管火炮的称呼），却难以稳定生产出性能均匀、满足燧发枪需求的高质量熟铁件和钢件。
其次是加工精度与标准化生产的缺失。《军器图说》中记载的“自生火铳”（即燧发枪）虽然结构设计已与西方燧发枪相近，但图纸上的线条落到现实，却需要精密加工能力的支撑。例如，枪膛的光滑度与笔直度、枪机各部件咬合的密合度，都直接影响射击的准度、威力和安全性。明朝理论上已通过诸如在火器上刻录生产信息等方式来把控质量，但实践中，缺乏统一、精确的度量工具和规模化生产的机床，使得“标准化”大多停留在纸面上，零件之间无法互换是常态。
最后是火药技术的局限。发射药方面，虽然明代粒状发射药的成分比例已接近黑火药的最佳配比（硝75%，硫磺10%，炭15%），但硝石提纯工艺不足。同时期欧洲通过尿液提纯法，硝石纯度已达98%。
面对重重困难，主角深知不能坐以待毙。他决定双管齐下，在现有的框架内寻找突破口。
一方面，他利用系统知识进行针对性指导。主角多次亲临工坊，他不再仅仅抛出图纸，而是利用系统提供的知识，尝试为工匠们解释一些基本原理。“李师傅，你看这个弹簧，它的力道并非越强越好，而是要讲究一个‘弹性’，一种……能储存力量，又能迅速释放的特性。”他尽量用工匠能理解的词语，甚至亲手绘制了简单的热处理示意图，“或许可以尝试不同的淬火介质，水太烈，油或许温和些？” 这些超越时代的点拨，常常让李福等匠人陷入沉思，继而眼中爆发出惊异和兴奋的光芒。尽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至少有了摸索的方向。
另一方面，他着手改善最基本的研发条件。主角动用内帑银钱，命刘凤祥不惜代价，搜罗京中乃至周边地区技艺最好的铁匠、铜匠、木匠，无论其是否在匠籍。同时，他要求陈子龙整理现有的《军器图说》等着作，并试图通过澳门等渠道，秘密获取西方关于金属加工、机械原理的相关资料，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他还规划着建立一个小型的“材料试验场”，尝试用不同的配方和工艺来炼制所需的钢材，并设计一些简单的工装夹具，以期能提升关键零件的加工精度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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