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消息像风一样传来。
北平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
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四水镇的人们，第一次从收音机（县里奖励给魏莱的一台旧收音机）里，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那天是1949年10月1日。
魏莱组织全镇人，在荒甸子边开庆祝大会。没有红旗，就用红布挂在竹竿上。没有鞭炮，就把铁桶敲得震天响。
人们自发地唱起歌，跳起舞。李铁柱吼着不成调的军歌，马三炮扭起了秧歌，连王老根都拄着拐棍，跟着节奏点头。
魏莱站在人群中，看着那一张张洋溢着希望的脸，眼眶发热。
他知道，从今天起，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个偏远的小镇，也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一部分。
庆祝会后，他回到炮楼，打开那个牛皮纸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水镇的田野上，第一次响起了国歌。我们站在历史的拐点，前方是未知的路，但身后是坚实的土地。我们必须走下去。”
写完后，他看向窗外。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刚刚灌浆饱满的苞米地上，像给这片土地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
新时代来了。
但四水镇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十月下旬，秋收正式开始。
这是四水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获：荒甸子两千亩金皇后苞米，熟地四千五百亩间作套种（苞米和豆子），还有零星的谷子、高粱。
所有人都上了阵。男人割，女人捆，老人孩子拾穗。打谷场上，十台脚踏脱粒机同时开动，嗡嗡的响声像一首丰收的交响曲。
魏莱每天泡在田里。左臂用绷带吊着（之前救火时用力过猛，旧伤复发），右手挥镰，效率不高，但他坚持。汗水浸透衣服，手上磨出血泡，但看着一车车金黄的苞米棒子运回打谷场，心里是甜的。
李铁柱负责运输，新打的木轮车不够用，就用扁担挑，用背篓背。这个壮汉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趟一趟，把丰收的果实运回粮仓（新建的，这次用砖石砌筑，防火）。
周明远坐在新粮仓门口，戴着老花镜记账。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脸上却始终严肃——纵火案的阴影还在，他不敢有丝毫松懈。
马三炮负责晾晒和储藏。苞米棒子先晾晒，再脱粒，然后装袋入仓。他严格按照魏莱教的“三干三净”标准：干透、干净、干燥环境储存，防止霉变。
王老根带着靠山屯的老人孩子，负责筛选种子——把最饱满、最健康的籽粒挑出来，单独存放，作为明年的种子。
赵满仓闷声不响，带着芦苇荡村的人，编草帘、打草垫，用来垫仓防潮。
全镇上下，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高效运转。
但魏莱知道，暗处的眼睛，一直在盯着。
秋收第五天，护镇队抓住了一个可疑人物。
是个货郎打扮的中年人，挑着担子，说是卖针线杂货。但李铁柱注意到，他的担子很轻，不像有货。盘问时，他眼神躲闪，说话前后矛盾。
押到炮楼，魏莱亲自审问。
“哪里人？”
“河北…沧州。”
“来四水镇干什么？”
“卖货…”
“卖什么货？”
“针线…火柴…洋胰子…”
“担子里怎么是空的？”
“卖…卖完了…”
魏莱不再问，让李铁柱搜身。从货郎贴身衣服的夹层里，搜出一张手绘的地图——标注着四水镇的地形、粮仓位置、高炉位置、毒气存放点，还有…魏莱的住处。
地图背面，有一行小字：“务于秋收期间，制造混乱，伺机夺取‘特殊物资’。”
又是毒气。
“谁派你来的？”魏莱冷冷地问。
货郎咬牙不说话。
魏莱让李铁柱把他关进地窖（炮楼下面有个日军留下的地牢），严加看管。
但这件事，像一根刺，扎在魏莱心里。
敌人没有放弃。秋收期间，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一旦粮食入仓，毒气运走，四水镇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
必须加快速度，同时加强防备。
他调整了策略：白天全力抢收，晚上所有粮食集中到打谷场，由护镇队重兵看守。脱粒、晾晒、入仓，全部在白天完成，夜里不作业。
进度虽然慢了，但安全了。
秋收持续了十五天。当最后一车苞米运进粮仓，周明远拨完最后一颗算盘珠，抬起头，声音颤抖：
“镇长…统计出来了。”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周明远清了清嗓子，念出数字：
“荒甸子金皇后苞米，两千亩，总产…五十二万斤！平均亩产…二百六十斤！”
轰——人群炸开了。
二百六十斤！比魏莱承诺的二百五十斤还多十斤！
“熟地间作套种，”周明远继续念，“苞米总产三十六万斤，亩产一百八十斤！豆子总产十二万斤，亩产五十斤！合计亩产二百三十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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