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知青们陆续回到知青点准备吃饭，饭桌上的话题很快聚焦到了“二邪”的事情上。
他们听到的大多是村民的猜测和只言片语，但当我听到他们提到“拉帮套”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之前猜测的那个意思。
我趴在炕上，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他们的议论。其实，我也很想和他们分享我昨晚听到的那些事情，但一想到自己还是个未成年，总觉得这些事情从我嘴里说出来有些难为情。
这些天，我一直躺在炕上养伤，是梁哥一直在照顾我。他每天给我抹药、端饭，还搀扶我去厕所，我真的被他感动到了。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叶珍也很关心我，但作为女知青，她不方便直接照顾我，只能时不时过来找我说说话。每次她过来，梁哥总是赶紧凑过来，加入我们的聊天。慢慢地，我们三人也成了有话就说的好朋友。
王阳可能事后也意识到自己被吴晓辉利用了，所以对吴晓辉的态度变得很冷淡。
吴晓辉也很识趣，这几天没有再闹事，只是每晚学习的时候，总是找借口和赵艳艳讨论学习问题，我一眼就看出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王阳和我的矛盾虽然还在，但我们表面上都能客气相处。我知道，王阳对我是有歉意的，他总觉得我受伤他也有责任。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处一室，彼此不再互相打扰。
每晚的学习时间，我都会安静地躺在炕上，翻看梁哥给我的连环画。
虽然这些连环画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但看着知青们在学习，我感觉自己仿佛也在学习。就这样，我们和谐相处了五天，我终于可以下床走动了。
虽然我能下炕走动了，但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看着知青们一起走出知青点去上工，不知怎么的，我还有些羡慕他们能够去工作。
可能是这几天在屋里憋闷得太难受了，我在屋里活动了几圈，感觉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一步步走出了知青点，在村里慢慢溜达。
村里的人都去上工了，一路上也没有碰到一个能说上话的人。看到前面不远就是大队部，我就朝着大队部走去。
我本以为能在大队部看到黄书记或李队长，想找他们聊聊，毕竟我也是抓住坏分子的有功之臣。虽然没有表扬、没有奖励，但至少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然而，到了大队部，我没有看到两位领导，却看到了民兵队长徐大楞。
徐大楞看到我来了，很高兴，问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看到我似乎没什么大问题，他赶紧把我让进屋里。我进屋后，看到只有他一个人，便问道：“徐大哥，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书记和队长呢？”
“他们都去公社开会了。你快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徐大楞一边说，一边起身去倒水。
“你别忙了，我没事，就是一个人没事溜达溜达，走到了这里。看见你在，就进来坐会儿。”我摆了摆手。
徐大楞倒完水，坐到我前面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说：“那天抓的那个‘二邪’的事情，本来队里想把事情压下来，谁知道，第二天村里就把这个事情传开了，越传越玄乎，想压也压不住了。没办法，晚上我就把人送到了公社。公社革委会看到这个案子，就给拿了过去，说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毒瘤，要当典型处理。前天革委会来人把大成子和他的媳妇都给带走了。”
我一听，这事情闹大了！等徐大楞说完，我赶紧问他：“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那天我在这听了个一知半解的，我听我们知青点的那些知青回来也说这事，我到现在还稀里糊涂的呢，你给我讲讲呗？”
徐大楞想了想，说：“现在村里传的都是他们瞎猜的。一开始书记想压下这件事，内部处理就得了，所以不让往外说。现在公社想把这件事情当典型处理，也就没有瞒着的必要了。你想知道我就给你说说，你听了这两天先别跟你们那的知青说，让书记知道了会批评我嘴不严的。公社到时候会开批斗大会，那时候大家就会都知道的。”
徐大楞一个人在队部也闲得没事，正好有我在这陪着他唠嗑，他就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给我讲了一遍。听完徐大楞绘声绘色的讲述，我总算把听到的那些片段拼凑了起来，整个事情原来是这么回事。
大成子家原来是黑省的，他父亲在大兴安岭那边当伐木工。他三岁的时候，父亲被木头砸断了双腿，残废了。他母亲一个人靠在林场当临时工养活他们一家，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真是吃了上顿就犯愁下顿。大成子就是在父母的愁容中长到了八岁。
到了上学的年龄，大成子每天坐在家门口，羡慕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他却不敢问母亲为什么不送他去上学。
一天，母亲去林场上班不在家，邻居郑大娘来家里跟大成子的父亲说：“看他家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想让他大哥来他们家‘拉帮套’。他大哥是个木匠，今年四十六岁，是个老鳏夫，人特别老实，还有手艺，钱不少挣，就是没个家。他一年在外干活也攒不下钱，看着他岁数大了还在外东奔西走的，哪天死在外面都没人知道。所以我想让他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想到了你家。我让他偷偷看过你媳妇，看他挺满意的，我就硬着头皮过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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