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8日中午，昆明儿童医院旁的小巷里，20岁的陶静攥着女式提包，指尖把包带拧出了褶皱。
她穿鹅黄色连衣裙，短发别在耳后，皮肤白得像瑞丽山涧的溪水——这张漂亮的脸，此刻却写满焦躁，眼睛不住扫着巷口。
十多分钟后，一个戴白色运动帽的瘦高男人走过来，黑皮包撞在腿侧发出闷响。
陶静往后缩了缩，躲到香樟树后。男人点烟的动作很随意，烟雾裹着他的声音飘过来：“你是陶静？”
陶静点头，把提包递过去。男人一把扯开拉链，手指按在包底那团软物上捏了捏。“别在街上弄！”陶静的声音发颤，男人却突然笑了，冰凉的手铐“咔”地锁在她手腕上：“跟我走一趟，公安。”
陶静的腿瞬间软了，瘫在地上时，裙摆蹭上了墙根的灰。
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审讯室里，男人已经换上警服——是禁毒大队的王队长。旁边坐着姓马的女民警，按规定，审问女性嫌疑人必须有女民警在场。
“姓名？”
“陶静。”
“年龄？”
“20。”
王队长指尖顿了顿，看着眼前眉眼清秀的女孩：“20岁，干什么不好偏干这个？籍贯？”
“德宏瑞丽。”
“第几次运毒？”
“第一次。”
“你们都这么说。”王队长敲了敲笔录本，“我知道你是跑腿的，下家已经抓了。现在说，谁给你的货？叫什么，藏在哪？”
陶静垂着头，指尖抠着连衣裙的纽扣，再也没出声。
三个小时过去，审讯室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马警官单独留下，把一份鉴定报告推到陶静面前：
“200克高纯度海洛因，够判四次死刑。但你是初犯，只要供出上家，算立功，能保命——出来时三十出头，还能结婚生孩子。”
陶静的肩膀抖了抖，却还是没抬头。马警官叹了口气：“那个上家，是不是对你挺好？送你花送你首饰？他要是真疼你，能让你揣着200克毒品送死？他自己怎么不去？”
陶静的手指猛地攥紧，指甲嵌进掌心，血珠渗了出来。
被关进昆明市看守所时，陶静的脚腕上多了副沉重的脚镣——这是死刑犯才有的“待遇”。
同监室的女犯围过来，看着她哭红的眼：“妹子，犯啥事儿了？这镣子可是阎王爷的请帖啊。”
陶静缩在墙角哭，眼泪洇湿了囚服前襟。她的人生，早就在瑞丽的林场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小学时，她提前放学回家，撞见爸爸和邻居阿姨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她的哭喊引来了邻居，爸爸跪在妈妈面前求原谅，却没改了风流的本性——两年后，他又和林场小卖部的傣族阿姨搅在一起，主动起诉离婚。
陶静跟着妈妈过，哥哥跟了爸爸，从此两家断了往来。
妈妈在林场工伤致残，腰伤重到下不了床，靠微薄的病退工资养活她。
陶静初中成绩是全班前五，高中却因为早恋一落千丈——那个成绩最好的男生，和她逃课约会，高考只考上广东三流大学，转头就寄来分手信，说“早恋毁了我的前途”。
失恋的陶静放弃复读，去瑞丽县城的发廊当洗头妹。她长得漂亮，男人排着队点她服务，语言调笑、动手动脚是常事，她总是板着脸推开。
发廊里的卖淫女笑她傻：“洗一个月头赚100块，我们一天赚的比你多十倍。”
陶静不说话，只是把地拖得更干净。直到那个叫杨博的缅甸华侨出现。
杨博穿昂贵的衬衫，戴宝石戒指，说一口蹩脚的云南话，每次来都点陶静洗头，从不调笑。
他说自己是掸邦的华侨商人，每年来瑞丽做生意。半个月后，一个醉酒男人在发廊里搂住陶静，杨博突然冲过来，两三下把男人拖出门推在地上——“英雄救美”的戏码，让陶静动了心。
杨博开始天天来，送她进口巧克力，带她去县城最好的餐厅吃饭。发廊的女人们都羡慕：“陶静这丫头命好，钓着金龟婿了。”不到一个月，陶静就跟杨博同居了——这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杨博不让她再去发廊，租了带阳台的房子，每天带她去唱歌跳舞，零花钱大把地塞给她。
陶静沉浸在“爱情”里，直到发现杨博的异常：他总往缅甸木姐跑，却不带货物；他在瑞丽有三四个住处，从不同时住三晚；他从不让陶静联系他，只由他主动找她。
杨博终于坦白：“我做白粉生意的。”
陶静哭着要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偷偷去医院做人流，躺在妈妈家的破床上，看着头发花白的妈妈挣扎着给她炖鸡汤，突然改了主意——她尝过富贵的滋味，没法再回到洗头妹的日子；
她想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而杨博说：“跟我干一次，给你妈2000块。要是你出事，我每年给她寄1万，直到她走。”
杨博教她把毒品藏在女人的这个部位，关卡警察不会搜。陶静去医院装了金属避孕环，跟着杨博去了缅甸掸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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