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2日傍晚，吉林市昌邑区某小区的楼道里还残留着晚饭的油烟味。
19岁的林晓雅攥着母亲皮秀兰刚送来的身份证，看着那辆红色残疾人三轮车消失在拐角，心里莫名发慌。
母亲早上在电话里说找到新雇主，语气里带着难得的轻快——包吃住，月薪1200，雇主是对“和气的兄妹”，要照顾一位七旬老人。
可刚才见面时，那个叫张舒红的男雇主始终站在车旁没上楼，只让“妹妹”陪着母亲上来，眼神阴沉沉的，像藏着化不开的雾。
“妈，要不我明天去看看你？”林晓雅拉着母亲的手，指尖能摸到母亲常年做家务磨出的老茧。
“傻丫头，刚上工就添麻烦，人家该嫌我了。”皮秀兰把钱包塞进女儿口袋，又理了理她的衣领，“我看那家人挺好的，等我安顿好了，周末就回来看你。”
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清晨，林晓雅拨打母亲的手机，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她起初以为母亲忙，直到三天后，她按照母亲留下的地址找到吉林市船营区的一栋老楼，敲开302室的门时，那个叫张舒红的男人，正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脸上挂着她从未见过的温和笑容。
保姆市场四起失踪案
吉林市的保姆市场藏在火车站旁的巷子里，每天天不亮就挤满了找活的农村妇女。
她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手里攥着写着“做饭、保洁、照顾老人”的纸牌，眼神里满是期待。
2010年7月底，第一个报警电话打到昌邑区刑警队时，值班民警李建军以为只是又一起普通的失联。
“警官，我妈不见了！”电话那头的刘伟声音发颤，他是桦甸市夹皮沟镇人，在吉林市一家机械厂打工，母亲刘桂兰44岁，年初来城里做保姆。
“上周她说从之前那家辞职，要去保姆市场找新活，之后就没消息了。我周末回家没见着人，去市场问了好几天，有人说见过她，可这几天连影子都没了。”
李建军在笔录本上记下信息：刘桂兰，身高1米65，体态偏胖，圆脸，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镀金戒指——那是刘伟去年发工资给母亲买的，值三百多块。
“会不会是找到雇主，没来得及跟你说？”他问。保姆这行特殊，很多雇主急着用人，保姆往往跟着就走，农村老家通讯不便，几天不联系是常事。
刘伟急得提高了嗓门：“不可能！我妈再忙，睡前也会给我打个电话。现在都一个多星期了，手机一直关机，她身上就带了几百块零花钱，能去哪啊？”
这起失踪案暂时被归为“待查”，直到8月初，第二起报警电话打来。
报案人是55岁的庞淑琴的儿子，说母亲从7月28日去保姆市场后就没回家。庞淑琴是吉林市昌邑区人，丧偶多年，儿子在外地工作，她做保姆只是想给自己挣点养老钱。
“55岁的老太太，谁会拐她？”李建军拿着两份笔录，心里第一次泛起嘀咕。刘桂兰44岁，或许还有被拐卖的可能，可庞淑琴年过半百，身体不算硬朗，既无财也无色，怎么会突然消失？
没等他理出头绪，8月10日和12日，又有两起失踪案报案：52岁的皮秀兰和48岁的孟凡珍，都是离异或丧偶的保姆，都在保姆市场找活时失联，都没通过中介登记。
四起失踪案，四个共同点：中年女性、保姆身份、离异或丧偶、未登记中介。吉林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队长王海涛看着墙上的照片，手指在四个名字上划过：“这不是巧合，有人在专门找这类保姆。”
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去保姆市场走访，另一路排查失踪者的社会关系。在保姆市场摆摊的王大姐，给警方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
“你们说的这几个人，我好像见过。有个瘸子，五六十岁，拄着拐杖，身边跟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是他妹妹，最近老来市场找保姆，专挑年纪大的，还说要照顾家里的老人。”
“那瘸子看着挺斯文的，说话客客气气的，还给我递过烟。”另一个保姆补充道，“他说家里老人挑，之前找的几个保姆都不合心意，所以老来。我还劝过皮秀兰，说跟着这样的雇主放心，谁知道……”
警方根据描述，画出了瘸子的模拟画像：身高1米6左右，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右腿残疾，走路拄着单拐，穿深色中山装。可吉林市这么大，仅凭画像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转机出现在皮秀兰的女儿林晓雅身上。她告诉警方，母亲失踪前曾给她送过身份证，还提到雇主叫张舒红，开着一辆红色残疾人三轮车，家住船营区某小区302室。
“我妈还给我写了地址，说怕我找不到她。”林晓雅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清晰地写着详细住址。
“信佛的善人”
8月15日，专案组民警来到张舒红家楼下。这是一栋上世纪90年代的老楼，墙皮斑驳，楼道里堆着杂物。302室的门紧闭着，民警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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