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过后的风，带着槐花的甜，漫过小镇的青石板路。老槐树上的花攒得密密实实，白得像堆雪，风过时，花瓣簌簌落在画室的窗台上，积了薄薄一层，像给木窗镶了道白边。妮妮坐在画案前，正给《槐下共暖记》的新章节描边，笔尖的墨汁在宣纸上晕开，写的是“梅落槐开，暖意未改”，旁边还画了朵小小的槐花，花瓣上沾着点晨露的光。
画案上摊着刚整理好的手稿，夹着几片晒干的梅花和新采的槐花瓣，是阿哲昨天特意压平的，说“让字里也带点香”。窗外的阳光透过槐叶，在稿纸上投下细碎的金斑，像撒了把星星，把“共暖”两个字照得格外亮。
“阿哲，你看这句‘梅枝虽谢，根仍与槐缠’，是不是太沉了？”妮妮回头，想叫正在院子里劈柴的阿哲，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像有人踩着槐花在跑，“咚咚咚”的，撞得木门都在颤。
“妮妮！阿哲！”是王婶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慌张，像被风吹乱的槐花瓣，“你们快开门！出大事了！”
阿哲扔下斧头，木屑在他肩头落了薄薄一层，他三步并作两步拉开门，只见王婶扶着门框，胸口剧烈起伏，脸色白得像宣纸，手里紧紧攥着份报纸，报纸的边角被捏得发皱，像揉过的槐花瓣。
“王婶，您别急，慢慢说。”妮妮递过杯槐花茶，青瓷杯沿凝着细珠，茶香漫过门槛，却压不住王婶眼里的慌。
王婶把报纸往石桌上一拍，指尖抖得厉害：“你们自己看！这报纸……这报纸胡说八道！”
报纸的文化版头条用粗黑的字体写着，像道狰狞的疤：《惊爆！民间画师妮妮涉嫌剽窃已故画家沈书言作品》。标题旁边配着张模糊的照片，是妮妮去年在木雕展上的侧影，被截得只剩半张脸，眼神被处理得透着股“心虚”。
文章里洋洋洒洒写了几大版，附了所谓的“铁证”——一份据说是沈书言生前日记的扫描件，字迹歪歪扭扭，却刻意模仿着沈书言的笔锋。里面“记录”着妮妮如何“频繁出入沈书言的画室，偷学画风”，如何“挪用他未完成的《槐荷图》草稿”，甚至连《共生卷》里的“共生”理念，都被说成是“窃自沈书言的笔记”。
“这是胡说八道！”阿哲抓起报纸，指节捏得发白，报纸被他攥出深深的褶皱，“《槐荷图》明明是妮妮十七岁蹲在荷塘边画的，改了七遍，膝盖都磨破了！沈书言当年还想偷换这幅画，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他的构思？”他话说到一半，瞥见王婶震惊的眼神，才猛地意识到有些旧事从未对乡邻细说，硬生生把后半句咽了回去，喉咙里像卡着片槐叶，又涩又堵。
妮妮接过报纸，指尖抚过那些刺目的文字，心跳得像擂鼓，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一页页翻着，目光落在日记扫描件上——笔迹确实像，连沈书言特有的“暖”字少写一撇的习惯都模仿了，但有些用词却透着陌生。比如日记里写“观荷时遇妮妮，其画风仿我甚似”，可沈书言生前从不屑用“甚似”这类文绉绉的词，他总说“像就是像，不像就是不像，绕什么弯子”。
更可疑的是细节。日记里说“丙戌年夏，于镇东荷塘绘《槐荷图》初稿”，可丙戌年夏天，沈书言明明在南方学画，这是苏晚在信里提过的；还有“妮妮借走画稿三月未还”，妮妮清楚记得，自己的画稿从未离过画室，连阿哲都只在她画完后才敢碰。
“这是伪造的。”妮妮放下报纸，声音异常冷静，像结了层薄冰的荷塘，底下却藏着翻涌的浪，“有人在故意陷害我们。”
阿哲看着她眼里的光，那光里没有慌乱，只有被激起的韧，像被风吹弯却不肯折的槐枝。他忽然想起沈书言临终前的样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还攥着刻刀说“要给妮妮和阿哲赔罪”，若他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日记被用来污蔑人，该有多疼。
就在这时，画室的电话响了，铃声尖锐得像划破槐香的玻璃。阿哲接起电话，里面传来苏晚带着哭腔的声音，像被雨打湿的梅瓣，碎得不成样子：“妮妮……对不起……是我……是我闯祸了……”
妮妮接过听筒，苏晚的哭声顺着电话线漫过来，混着电流的杂音，听得人心头发紧：“上个月，有个自称是书言学生的人来找我，说想整理他的日记出版，让更多人知道他‘改过自新’的故事。我看他说得恳切，又长得斯斯文文，就把书言留下的日记给他了……我真不知道他会这样做，会把日记改成这样，会去报社胡说……妮妮，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书言的在天之灵……”
电话那头的哭声越来越大，像要把这些年的愧疚都哭出来。妮妮握着听筒，指节泛白，窗外的槐花瓣还在落，落在石桌上的报纸上，像给那些黑字盖了层白纱。她忽然明白，这潭水比想象中深——对方不仅要污蔑她，还要借着沈书言的名声，把“剽窃”的帽子钉死，让《槐下共暖记》，让他们这些年攒下的暖，都变成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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