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渡陈仓。第12章，夏天的命运底色
夏天的命运底色：困境中的挣扎与绝望
夏日的蝉鸣本该是少年记忆里最鲜活的背景音，但对夏天而言，那是他听力世界里最后的喧嚣。十岁那年，一场高烧像藤蔓般缠上他单薄的身体，乡镇卫生院的青霉素没能扼住感染的蔓延，反而让他的左耳在连续三天的耳鸣后彻底陷入沉寂。那天傍晚，母亲赵秀兰攥着皱巴巴的诊断书蹲在医院走廊，枯黄的头发黏在汗湿的额角，夏天站在她身后，第一次清晰地看见母亲脊梁上压出的弧度——那是常年扛着锄头、背着药篓，以及被生活反复碾压后才有的形状。
这个位于秦巴山脉褶皱里的村庄，从未给过夏天“明媚”的注脚。父亲夏建国在他三岁时跟着淘金队去了新疆，走前留下半袋土豆和一句“等我回来盖砖房”，从此杳无音信。赵秀兰用一双裹过小脚的脚丈量着山路，白天在茶场采茶，晚上绣鞋垫到深夜，油灯将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一株被狂风压弯的玉米。夏天的童年记忆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那是漏雨的土屋、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以及母亲藏在枕头下的止痛片气味。
“娃，你听，山里的雀子叫得多脆。”母亲总在清晨这样说，试图让他捕捉声波的震动。但夏天只能看见她翕动的嘴唇和眼角的细纹，世界在他耳中逐渐变成默片。为了给他治病，赵秀兰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老黄牛，换来的钱只够在县城医院做一次听力测试。医生指着检查单上的“神经性耳聋”，语气像山间的雾一样冰冷：“右耳还能保留三成听力，左耳……尽力了。”回家的山路上下起暴雨，母亲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雨水混着她的眼泪滴在夏天的后颈，那是他失去听力后，第一次“听”到绝望的声音。
命运的恶意总在不经意间露出獠牙。十三岁那年冬天，积雪压垮了摇摇欲坠的牛棚，夏天为抢出母亲晒的草药，在湿滑的冰面上摔倒。当他在剧痛中醒来，发现右腿以诡异的角度扭曲着，膝盖下方肿得像发面馒头。县医院的X光片显示“胫骨粉碎性骨折”，手术费需要三千块——这相当于赵秀兰两年的收入。母亲跪在医生办公室，额头磕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声音嘶哑得像破旧的风箱：“求您，救救娃的腿，他还要读书……”
最终，夏天的腿被接了起来，却永远留下了跛行的后遗症。石膏拆除的那天，他拄着母亲削的木拐杖站在镜子前，看见一个左腿细瘦、右腿僵直的少年，左耳戴着廉价的助听器，镜中的人影像被狂风揉皱的纸。那天夜里，他第一次偷了母亲藏在枕头下的止痛片，白色的药片滚落在掌心，像一颗颗冰冷的眼泪。他没有吞下去，只是把药片紧紧攥在手里，直到天亮时在掌心压出深深的月牙印。
匮乏是成长中最锋利的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跑向学校时，夏天要先帮母亲挑满水缸；同学们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他只能盯着老师的嘴唇猜测内容，笔记永远比别人慢半拍；放学后，他躲在教室后的梧桐树下，看健全的伙伴追逐打闹，助听器里传来的电流杂音像无数根针，刺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有一次，邻村的孩子嘲笑他“瘸子聋子”，他抄起拐杖砸过去，却被对方推倒在泥地里。回到家，母亲没有责备他，只是用粗糙的手一遍遍擦去他身上的泥污，轻声说：“咱不和人争，好好活着就好。”
但“活着”本身，已耗尽了全部力气。十五岁那年，赵秀兰在采茶时突发脑溢血，倒在茶山上。夏天拄着拐杖疯了似的往山下跑，右腿的旧伤在颠簸中撕裂般疼痛，左耳的助听器早已不知丢在哪里。当他连滚带爬赶到卫生院时，母亲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太平间的冷气钻进骨髓，夏天摸着母亲冰冷的手，突然发现自己连哭都发不出声音——不是因为耳聋，而是因为命运早已将他的喉咙扼住，连绝望都成了无声的哑剧。
母亲的葬礼后，夏天站在空荡荡的土屋里，阳光透过漏雨的屋顶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墙角堆着母亲没绣完的鞋垫，针脚细密地绣着“平安”二字；桌上放着他摔坏的助听器，零件散落一地。他缓缓蹲下身，将脸埋在膝盖里，右腿的残疾让他连蹲下的动作都显得格外艰难。窗外的蝉鸣依旧聒噪，但他的世界彻底陷入了永恒的寂静。
这是夏天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他失去了听力，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所有可以称之为“希望”的东西。命运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这个少年困在贫瘠的土地上，而他能做的，只是在无边的黑暗里，感受着绝望如潮水般将自己一寸寸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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