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0日，星期二，农历正月十四，晴，偏北风2-3级
寒假倒数第二天。
我是被窗外的光晃醒的。那条浅黄色的光带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已经从地板挪到了床脚——说明我起晚了。昨晚合上那本浅蓝色的晓晓笔记之后，我在书桌前坐了很久，那种准备好了的踏实感像一件被叠好的外套，妥帖地搭在心口上，让我这一觉睡得格外沉。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安静的、柔和的灰色，像是冬天在告诉你，你可以多躺一会儿。
我翻了个身，厨房里母亲在切什么东西，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不紧不慢的，像在跟食材说话。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形状像蒲公英，又像有人用指甲在上面画过。脚踩到地板的时候凉意从脚心蹿上来，激得我清醒了大半。我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目光落在书桌上——那本浅蓝色的笔记本还放在正中间，封面朝上，晓晓笔记四个字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
我走过去翻开扉页。送给羽哥哥。晓晓，1998.2.1。——那行字安安静静地躺在米白色的纸面上，笔迹工整，和她平时写作业的速度不一样，像是坐下来一笔一画慢慢写出来的。我合上笔记，把它放在书桌左上角，和语文课本并排放着。今天要用到它。
早饭是小米粥和咸菜。母亲把粥碗推到我面前，碗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轻响：今天还出去吗？
不出去了。我说，拿起筷子夹了一根咸菜放进粥里，今天要把征文写完。
昨天不是说写完了？母亲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手里还攥着抹布。
写完了初稿。我喝了一口粥，烫得舌尖缩了一下，今天还得改。
母亲没再问，转身去收拾灶台了。背对着我的时候她拧开水龙头，水声哗哗的，她的声音混在水声里传过来：别拖到最后一天。
我低头喝粥，没接话。但我想起昨天傍晚晓晓也说了类似的话。昨天傍晚送她回家，她在院门口站定，路灯还没亮，天色正在从浅蓝变成灰蓝。她说：明天你好好写作文，写完了打电话给我念。我说好。她转身走进院门，走了两步又回头：记住，别拖到最后一天。然后院门合上了，吱呀一声，像一句话落了地。
所以今天必须写完。
其实昨天一整天，我都在为这篇作文做准备。上午把寒假作业从书包里倒出来，一本一本码好，数了数还差多少没做完。开学那天的距会考还有130天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我把寒假作业的页脚都捋平了，按科目排好放进文件夹里。下午接到晓晓的电话，电话响了两声我接起来，她在那边先笑了一声，然后问：作文想好写什么了没有？
想好了。我说，握着话筒在书桌边坐下来，写去年6月30号那天晚上至7月1日凌晨零点。
香港回归？晓晓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过来，带着一点笑意，像是早就猜到我会选这个。
我回道。
那肯定能写好。晓晓说，因为是真实的。
挂了电话之后，我把那本晓晓笔记又翻了一遍。不是复习，是确认——确认这个寒假我没有荒废。笔记里每一页都有她的批注，红色的、铅笔的，密密麻麻地排着。我翻到电磁感应那一章，看见她写的那行字：磁通量变化是电磁感应的本质。我看了几秒，合上笔记，坐到了书桌前。
今天早上坐到书桌前，从九点开始写。
一千二百字出头，从1997年6月30日那天晚上写起——那晚全家坐在电视机前等升旗仪式，母亲把凉拌黄瓜端到茶几上，父亲把电视音量调大了两格，屏幕里是驻港部队的车队正在夜色中行进。窗外的藤萝在夏夜里安静地立着，叶子密密麻麻的，月光照在上面，每一片都在发光。零点钟声敲响时国旗升起来的那一瞬间，电视里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炸开，声音很大，但没人说话。我写的时候笔走得很快，像是那些画面本来就排在纸上，我只是把它们描出来。
然后我写到了晓晓。1997年7月1日早上我到学校，她已经在藤萝架下坐着了。
她说：昨天看了吗？
我说：看了。
她说：我看了，哭了一会儿。
我说：我也是。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谁也没再说别的。
初稿就在这里收尾了。最后一句我写了三遍。
第一遍写的是：那一天之后，我觉得有些事情不一样了。不对。太空了。
第二遍写的是：藤萝还在那里，我们还在那里。像在凑字数。
第三遍写的是：那一年夏天，我记住了很多事。很多事三个字太模糊了——读者不知道很多事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知道。
我把稿纸摊在桌面上看了很久。英雄616的墨水已经干了，字迹在纸面上呈深蓝近黑色，像河底的石头被水冲久了露出的颜色。窗外天色从灰蓝变成橘粉，又从橘粉变成深蓝，我还在改最后一句话。厨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声音，但我没动，像是那句话卡在了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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