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药的人是谁？”陆明追问。
“我不知道。”徐文彬摇头，“药是快递到家里的，没有署名。但附了一张纸条，写着‘好好工作，家人平安’。”
“纸条还在吗？”
“烧了。”徐文彬苦笑，“那种东西，我敢留吗？”
线索又断了。“老鹰”做事滴水不漏，连威胁都做得不留痕迹。
“现在，你能保护我家人吗？”徐文彬看着杨国栋，“如果能，我就把我知道的全说出来。如果不能……我就算死，也不会说一个字。”
杨国栋和陆明、马副处长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郑重地说：“徐文彬同志，我以地委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向你保证：第一，我们会立刻派人保护你的家人；第二，只要你如实交代，我们会想办法把你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第三，对你的处理，会充分考虑你的立功表现。”
这三个保证，给了徐文彬最后的勇气。他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好，我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徐文彬交代了他知道的一切。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去年十月，徐文彬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对方自称是“老朋友”，说有个“重要项目”想请他帮忙。徐文彬以为是正常工作，就去见了面。
见面地点是省城的一家茶馆。等他的人不是“老朋友”，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气质儒雅，自称姓余。
“余先生说他代表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想在中国寻找一些特殊矿产资源。”徐文彬回忆，“他说这些资源对国家建设很重要，但属于保密范畴，所以不能通过正规渠道。他承诺，只要我帮忙，可以给我一大笔钱，还能安排我女儿去国外留学。”
徐文彬当时拒绝了。他虽然爱钱，也知道这种事危险。但几天后，他女儿就“生病”了，需要进口药。药很快送到，附带着那张警告纸条。
“我没办法，只能答应。”徐文彬说，“余先生给了我一些资料，是日文的地质勘探报告，翻译成中文的。报告里提到四水镇西山有一种特殊矿物，可能含稀有元素。他让我组织一个勘探队，去实地验证。”
“那些资料还在吗？”
“在，藏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徐文彬说，“保险柜钥匙在我皮带扣里。”
陆明立刻派人去取。然后继续问：“余先生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
“中等身材，偏瘦，戴金丝眼镜，左手小指缺了一截。”徐文彬描述，“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但普通话很标准。对了，他喝茶有个习惯——只用左手端杯子，右手一直放在桌下。”
左手小指缺一截。这个特征很明显。
“你们后来怎么联系？”
“他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每周三下午三点打过去。”徐文彬说，“电话号码是省城鼓楼大街的一个公用电话。我打过几次，都是他接的。但最近两周，那个电话没人接了。”
“薛永丰是怎么回事？”
“薛永丰是中间人。”徐文彬说，“余先生不方便直接出面，就让薛永丰负责具体协调。勘探队需要的仪器、经费，都是通过薛永丰转交的。余先生还特别交代，如果遇到麻烦，就提薛永丰的名字，说是‘薛老板的项目’。”
“你见过薛永丰吗？”
“见过一次，在省城。”徐文彬点头，“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商人，但说话很有分寸，对余先生很恭敬。我能感觉到，余先生的级别比他高得多。”
“这次来四水镇，是谁的指示？”
“余先生一周前打电话，说‘时机成熟了，可以动手了’。”徐文彬说，“他让我组织一个精干小队，以地质勘探的名义来四水镇，用盖革计数器检测西山地区的放射性强度，采集样本。他还特别强调，如果发现高放射性区域，立刻标记，但不要声张，等下一步指示。”
“下一步指示是什么？”
“他没说。”徐文彬摇头，“只说‘会有人联系你’。但我还没来得及勘探，就被你们抓住了。”
审讯到这里，基本脉络清楚了：一个神秘的“余先生”（很可能就是“老鹰”）掌握了日本时期的情报，胁迫徐文彬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试图验证和获取西山矿藏。薛永丰是白手套，负责具体操作。而薛永丰的死，可能是“老鹰”为了切断线索，也可能是内部灭口。
“徐文彬，”杨国栋最后问，“以你的专业判断，西山到底有没有那种特殊矿藏？”
徐文彬沉默了片刻，才说：“从日本人的勘探报告看，可能性很大。报告里提到，1944年他们在西山打了三个钻孔，最深达到三百米，在二百米深处发现了‘特殊非金属矿层’，厚度约十五米，放射性检测‘微弱但持续’。但具体是什么矿物，报告里没写，只说‘有待进一步分析’。”
“如果真有这种矿，价值有多大？”
“那要看是什么元素了。”徐文彬推了推眼镜，“如果是铀、钍这类放射性元素，那就是战略资源，价值无法估量。如果是稀土元素，那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总之，无论是什么，对国家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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