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5日，下午四时二十分。
四水镇火车站笼罩在细密的秋雨中。这座由日本人修建、解放后扩建的小站，站台上挤满了四百余人。雨丝斜织，打在人们褪色的蓝布工装、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上，打在妇女们顶在头上的麻袋片，打在孩子们仰起的、脏兮兮的小脸上。
魏莱站在站台最前方。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左胸别着一枚褪色的“渡江战役纪念章”。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滴落，划过脸颊上那道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那是今年二月鹤唳峰爆炸时，飞石留下的印记。他的左手习惯性地微蜷，那是1948年辽沈战役留下的旧伤，每逢阴雨天便会隐隐作痛。
但此刻他站得笔直。
身后，是四水镇的核心骨干：周明远撑着破油纸伞，伞面已经补过三次；张铁匠的独臂袖管空荡荡地随风轻摆；李建国拄着拐杖——他的左腿在铁路保卫战中中了弹片，骨头虽接上了，走路仍有些跛；卫生所的郑怀远扶着怀孕七个月的妻子苏婉如；秦木匠带着十几个老工人，手里攥着粗糙的木工工具...
所有人都沉默着。
他们在等一趟从省城开来的专列。车上，是鹤唳峰事件中牺牲的十二位同志——包括四水镇民兵王石头、县公安队两名干警、军分区加强排的三名战士，以及...夜鹰。
那个真名叫陈默的西北特派员，那个在爆炸前一刻将魏莱推出隧道的年轻人，那个留下“星火不灭”遗言便消失在火光中的身影。
雨越下越大。
铁轨在雨水中泛着冷光。远处传来汽笛声，悠长而嘶哑，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平原上哀鸣。
列车缓缓进站。
没有鲜花，没有乐队，只有雨水敲打铁皮车厢的沉闷声响。车门打开，六名军人抬下第一口棺木——普通的松木棺材，刷着暗红色的漆，棺盖上放着一顶军帽。
然后是第二口、第三口...
当第六口棺木被抬下时，抬棺的战士脚下一滑，棺木倾斜。魏莱一个箭步冲上前，用肩膀顶住棺木一角。雨水混合着棺木上的泥水，浸透了他的肩膀。
“小心。”他的声音沙哑。
战士抬头，看到魏莱肩章上的少校衔——虽然已转业三年，魏莱仍保留着军籍。战士眼眶一红，咬紧牙关站稳。
十二口棺木在站台上一字排开。
周明远上前，展开一份名单，开始念名字。每念一个名字，人群中就响起压抑的啜泣——王石头的母亲晕倒了，被妇女们扶住；夜鹰的棺木前，李建国松开拐杖，用那只完好的腿支撑着，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魏莱走到每一口棺木前，鞠三次躬。
轮到夜鹰的棺木时，他停顿了很久。棺盖上除了军帽，还有一枚磨损严重的五角星徽章——那是西北某基地的标识。魏莱想起二月那个雪夜，这个年轻人在指挥部里说：“魏书记，我接到的命令是，必要时用生命保护你和矿藏资料。”
“你做到了。”魏莱低声说，手指拂过冰冷的棺木。
最后一口棺木是空的——里面只放了一套染血的军装，属于在爆炸中尸骨无存的地质队员刘工。他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孩子，孩子不懂发生了什么，伸手去抓棺木：“爸爸睡里面吗？”
这句话击溃了许多人的防线。
哭声终于爆发出来，混合着雨声，在站台上回荡。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压抑了半年之久的悲恸——从二月爆炸到现在，四水镇人忙着善后、重建、应对调查，直到此刻，才真正有机会为逝者送行。
魏莱转身面向人群。
他举起右手，不是敬礼，而是握拳抵在左胸——这是四水镇民兵队的誓言手势。
“同志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在雨声中清晰可辨，“今天，我们送十二位战友回家。他们当中，有我们的乡亲，有远道而来的同志，有丈夫，有父亲，有儿子。”
“他们为什么牺牲？”
人群安静下来，只有雨声。
“为了四水镇地下埋着的矿藏，为了国家将来需要的东西，为了——”他停顿，“为了我们这些人，能继续往前走。”
“鹤唳峰的矿洞塌了，铀矿暂时挖不了了。有人问我，值吗？十二条命，换一个塌了的矿洞？”
魏莱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我今天回答：值。因为他们守住的不是矿，是底线——敌特想炸就炸、想抢就抢的底线；是他们用命告诉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四水镇，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
“现在，矿藏由国家接管，专家正在评估。我们四水镇，要回到自己的路上——种地，炼铁，盖房子，养孩子，过日子。”
“但日子怎么过？”他提高声音，“还像以前一样，面朝黑土背朝天，靠天吃饭？还是走一条新路？”
人群中，张铁匠的独臂举起：“魏书记，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对！”李建国拄着拐杖喊。
魏莱点头：“好。那我宣布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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