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
“为什么？”
王老栓磕磕烟袋：“因为...想过好日子。单干了一辈子，累死累活也就混个半饱。合作社，有机器，有人帮，兴许能吃饱。”
王振国又问了几个，回答大同小异。他转向李秀兰：“这位女同志，你带着孩子，入股后怎么生活？”
李秀兰抱着孩子站起来：“合作社有托儿组，我看孩子也能挣工分。不比以前，一边带孩子一边下地，两头顾不上。”
问了一圈，王振国没抓到把柄。但他显然不打算轻易放过。
“这样吧，我们驻村调查三天。请魏莱同志配合，提供所有账目、文件、会议记录。另外，我们要随机走访农户。”
“可以。”魏莱说，“周文书，配合王组长工作。”
人群散去，但兴奋被担忧取代。
刘思源走到魏莱身边，低声道：“来者不善。”
“意料之中。”魏莱说，“红山公社出事，上面肯定要收紧。咱们成了出头鸟。”
“那犁铧还打不打？”
“打。”魏莱斩钉截铁，“不但要打，还要打好。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咱们真能让群众得实惠，谁也挑不出毛病。”
调查组住进了镇政府腾出的两间房。王振国工作很细，白天查账，晚上走访，笔记本记了厚厚一本。
第二天下午，他找到魏莱。
“魏莱同志，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解释。”王振国翻开笔记本，“第一，铁工厂的原始资金，是干部群众‘入股’。但合作社章程规定，生产资料应该公有化，私人资本应该逐步退出。你们这种‘入股分红’，是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
魏莱早有准备：“王组长，合作社章程第三条明确规定：合作社财产属于集体所有。群众入股的股金，性质是‘借款’，不是‘投资’。借款要还本付息，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利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没有剥削。”
“那为什么叫‘入股’？为什么不直接叫‘借款’？”
“因为群众理解‘入股’更直观。叫‘借款’，很多人不敢借，怕集体还不起。叫‘入股’，虽然不准确，但大家觉得‘入了股就是主人’，积极性更高。”魏莱顿了顿，“名称是形式，本质是集体所有。我们所有的利润分配、人事任免、重大决策，都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是按股份投票。”
王振国记下，又问：“第二，你们合作社设‘托儿互助组’，看孩子的老人妇女给工分。这算不算变相‘雇佣’？社会主义应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老人孩子本来就应该由家庭赡养。”
这个问题更尖锐。
魏莱思考片刻：“王组长，您有孩子吗？”
王振国一愣：“有。”
“您爱人工作吗？”
“...在县妇联。”
“那孩子谁带？”
“我母亲。”
“如果您母亲也要下地干活呢？”
王振国沉默了。
魏莱继续说：“农村和城里不一样。城里双职工，有单位托儿所。农村呢？妇女要下地，老人要干活，孩子只能锁在家里，或者带到地头。去年四水村有个三岁孩子，在地头玩掉进水沟，淹死了。”
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沉：“我们设托儿组，不是‘雇佣’，是‘互助’。年轻的妇女下地挣工分，年老的妇女看孩子也挣工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看孩子难道不是劳动？难道只有下地才算劳动？”
王振国笔尖停在纸上。
“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不是更苦。”魏莱说，“如果合作社不能让老人安度晚年，不能让孩子安全成长，不能让妇女从繁重家务中解放，那它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王振国合上笔记本：“我...再想想。”
他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回头：“魏莱同志，你说得对。但现实很复杂。红山公社为什么出事？就是因为步子迈得太快，群众不理解，干部又强迫。你们四水镇现在看起来很好，但如果扩大规模呢？如果别的乡镇都学你们，但只学形式不学本质，会不会又出乱子？”
“所以需要试点。”魏莱说，“试点就是要探索一条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适合农村实际的路。成功了，总结经验推广；失败了，吸取教训改进。但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试。”
王振国深深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走了。
调查第三天，出事了。
上午十点，芦苇荡村的徐老三气喘吁吁跑到镇政府：“魏书记！不好了！有人...有人要退社！”
魏莱心里一沉：“谁？”
“王...王老栓！”
赶到四水村时，王老栓家院子里围了二三十人。王老栓蹲在门槛上，抱着头。他儿子王志强站在院子里，脸红脖子粗。
“爸！你老糊涂了！合作社再好，地是自己的！地没了，以后吃啥？”
王老栓闷声道：“地还在...只是入股...”
“入股就不是自己的了！”王志强转向围观的人，“乡亲们！别听他们忽悠！地是命根子，交给别人，将来哭都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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