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附和:“是啊...红山公社都打死人了...”
“听说上面要叫停...”
“咱们别当出头鸟...”
魏莱拨开人群走进院子。王志强看见他,更激动了:“魏书记!你来得正好!我爸要退社!你们不能强迫!”
“没人强迫。”魏莱平静地说,“合作社章程写得明白,自愿入股,自愿退股。王叔要退,按章程办。”
王志强愣了,没想到魏莱这么干脆。
魏莱走到王老栓面前,蹲下:“王叔,你想好了?”
王老栓抬起头,眼睛通红:“魏书记...我对不住你...可我儿子...他在县里听说,说合作化要出大事...”
“王叔,我问你一个问题。”魏莱说,“你单干一辈子,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王老栓想了想:“1947年闹饥荒...家里没粮,我上山扒树皮,摔断了腿。老伴把最后半碗粥给我,自己饿死了...”
“如果那时候有合作社,大家互相帮衬,你老伴会不会死?”
王老栓眼泪流下来。
“我再问你,你儿子在县里当工人,每月寄钱回来。如果他下岗了呢?如果厂子垮了呢?你这几亩地,养得活你们爷俩吗?”
王志强想反驳,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魏莱站起身,面向众人:“我知道大家怕。怕政策变,怕地没了,怕饿肚子。这是人之常情。”
“但我想请大家算笔账。”他从周明远手里接过账本,“去年,四水镇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玉米。最好的互助组,亩产二百二十斤。咱们合作社的目标,是通过深耕、良种、肥料,三年内亩产达到三百斤。”
“一亩多收八十斤,十亩就是八百斤。够一个人吃两年。”
“这还没算副业——铁工厂的犁铧,木工坊的家具,芦苇荡的编织,都在赚钱。赚了钱,买化肥,修水利,建学校。三年后,咱们的孩子可能就在新教室里读书,老人看病不用愁,妇女生孩子有医院。”
他指着远处西山坡的烈士陵园:“那十二个人为什么死?就是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他们连命都不要了,咱们连试都不敢试吗?”
院子里鸦雀无声。
王老栓慢慢站起来,擦干眼泪:“魏书记...我不退了。地,我入股。”
他转身对儿子说:“志强,你在县里好好干。爸在家,跟着合作社干。咱爷俩,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稳当。”
王志强嘴唇颤抖,最后重重跺脚:“行!爸,我听你的!”
危机暂时化解。
但魏莱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只要政策有风吹草动,这样的动摇还会发生。
调查组离开的那天,王振国单独找魏莱谈话。
“魏莱同志,这三天的调查,我看到了很多。”他语气缓和了许多,“你们的合作社,确实和红山公社不一样。群众是自愿的,制度是民主的,效果也是看得见的。”
“但是,”他话锋一转,“省里的压力很大。红山公社事件惊动了中央,现在要求‘暂停发展,全力巩固’。你们这个试点...可能要暂停。”
魏莱心往下沉:“王组长的意思是...”
“我的调查报告会如实反映情况,建议保留试点。但最终决定权在省里。”王振国拍拍魏莱肩膀,“做好心理准备。如果...如果真的叫停,你们要服从大局。”
“我明白。”
送走调查组,魏莱站在镇政府门口,久久不动。
田志农没走,他留下来等省里消息。两人坐在台阶上,抽烟。
“田处长,您说实话,希望大吗?”
田志农吐出一口烟:“五五开。省里现在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趁热打铁,加快合作化;另一派认为应该稳扎稳打,防止冒进。红山公社的事,给后者加了筹码。”
“那我们...”
“等。”田志农说,“但在等的过程中,不能停。犁铧继续打,合作社的日常运转继续。只要不出乱子,就有希望。”
正说着,邮递员老马又来了。
这次不是电报,是厚厚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魏莱同志亲启”,落款是“西北某基地,陈”。
魏莱拆开。信比以往都长,足足六页。
快速浏览,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田志农察觉不对:“怎么了?”
魏莱把信递给他:“陈伊伊...发现了重要东西。”
田志农接过,越看眉头皱得越紧。
信里说,陈伊伊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个隐藏的夹层。里面有一本1945年的日记,和几张地质草图。
日记里,陈文渊教授记录了他在“满洲”时期的工作:表面上是为日本人做地质勘探,实际上暗中绘制矿藏分布图,并通过地下党送往延安。
其中一页写道:“1945年3月17日,山本郁夫邀我密谈。他说帝国败局已定,但他发现的东西不能留给中国人。我问是什么,他说是‘比铀更重要的资源’,在松辽平原某处。他要我帮他转移资料,我假意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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