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记得很认真，偶尔插话追问。
“你们给看孩子的老人记工分，这个做法很有创意。但有人质疑这是‘雇佣’，你们怎么回应？”
魏莱把对王振国说的那套道理又说了一遍。
冯远点头：“有道理。农村的‘劳动’，不应该只定义在田地里。”
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时，冯远合上笔记本：“魏莱同志，我想在四水镇住一段时间，深入采访。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们条件简陋...”
“没关系。我住招待所就行。”冯远说，“另外，我想参与你们的劳动——修水坝，打铁，什么都行。只有亲身参与，才能写出真实的报道。”
魏莱看着这个年轻人。眼镜片后的眼睛很清澈，带着知识分子的真诚，也带着记者的锐利。
“好。我安排。”
送走冯远，周明远低声说：“魏书记，这人...可靠吗？”
“省报的介绍信，县宣传部盖的章，应该没问题。”魏莱说，“但还是要留个心眼。他问的问题，都点在要害上。”
“要不要让李建国派人...”
“不用。”魏莱摇头，“正常对待。咱们做的事光明正大，不怕记者看。”
话虽这么说，他心里还是绷着一根弦。
接下来的三天，冯远真的一头扎进了四水镇。
白天，他在河滩上跟工人们一起挖冻土。起初笨手笨脚，一锹下去震得虎口开裂。但他不叫苦，缠着张铁匠学怎么用巧劲。晚上，他走访农户，坐在炕头跟老人聊天，帮妇女烧火，逗孩子玩。
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看到什么记什么。工人手上磨出的血泡，妇女纳鞋底时哼的小调，孩子趴在土墙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
第四天，他找到魏莱。
“魏书记，我想写篇文章，先发回报社。”冯远说，“标题我想好了，叫《四水河边的星火》。”
“星火？”
“对。”冯远眼睛发亮，“你们做的事，就像黑夜里的一点星火。不大，但亮。我想写这簇火是怎么点起来的，怎么在寒风里不灭，怎么照亮周围的人。”
魏莱有些感动：“冯记者，你看到了本质。”
“因为我看到了人。”冯远说，“在四水镇，我看到了人——有缺点，会害怕，会动摇，但也会为了希望拼命的人。这不是空洞的‘集体主义’，这是活生生的‘人的联合’。”
他顿了顿：“但我也看到了问题。”
“你说。”
“你们的合作社，太依赖你了。”冯远直言不讳，“章程是你主导的，技术是你引进的，工程是你规划的。如果你走了，或者你出事了，这个体系能自己运转吗？”
魏莱沉默。这个问题，他其实想过很多次。
“还有，”冯远继续说，“你们的资金太薄弱了。五百多块钱起家，修水坝靠义务工，铁工厂靠土法炼钢。这种模式，小范围可以，想推广，难。”
“那冯记者的建议是？”
“制度化，规范化。”冯远说，“把你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变成文字的制度、操作的规程。培养接班人——比如那个张小锤，有技术热情；比如李秀兰，有组织能力。让他们慢慢挑大梁。”
“至于资金...”冯远想了想，“我可以写篇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农村工业化试点。也许能吸引一些投资，或者争取到低息贷款。”
魏莱郑重地说：“冯记者，谢谢你。这些建议，对我们很重要。”
“别谢我。”冯远笑，“我是记者，记录真相是我的职责。而真相是——四水镇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
那天晚上，冯远熬夜写稿。煤油灯下，钢笔在稿纸上沙沙作响。他写了四水河边的冻土和热火，写了铁工厂里的钢花和汗水，写了王老栓从动摇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写了李秀兰抱着孩子说“我能行”时的眼神。
写到后半夜，他停笔，望向窗外。
镇政府二楼的窗户，魏莱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个左脸带疤、左手微残的转业军人，还在伏案工作。
冯远忽然想起自己大学时的理想——用笔记录这个时代的变革。他曾在省城采访过许多“先进典型”，但那些典型太完美，完美得不真实。
而四水镇不完美。这里有争吵，有失败，有私心，有恐惧。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那些坚持、那些突破、那些温暖，显得如此珍贵。
他重新拿起笔，在稿纸末尾加了一段：
“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但在某些时刻，需要有人先写下第一个字。四水镇的魏莱和他的同志们，就是在黑土地上写下第一个字的人。字迹可能稚拙，可能歪斜，但那是光的方向。”
稿子寄出的第五天，水坝工程遇到了大麻烦。
当时坝体已经筑到三米高，再有两天就能合龙。但就在这天傍晚，烤土的柴堆突然起火——不是慢烤，是熊熊燃烧。火借风势，把堆在一旁的湿土烤成了干粉，火星飞溅，点燃了备用的芦苇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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