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众人：“这样，分三路：李建国去县里；我写信给省工业厅李副厅长，看他有没有门路；其他人，该干啥干啥。合作社刚批下来，春耕准备不能停。”
“可是老王...”
“王叔是为了修坝伤的，合作社就得负责到底。”魏莱一字一句，“如果连自己的社员都救不了，咱们还谈什么共同富裕？”
人群散去后，魏莱回到办公室。陈伊伊已经在等他了，她洗净了手，但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血渍。
“魏莱，我有办法。”她说。
“不行。”魏莱立刻明白她的意思，“你不能动基地的资源。”
“不是基地。”陈伊伊从药箱底层抽出一张纸条，“这是我离开西北前，赵卫国偷偷塞给我的。他说，万一你在四水镇遇到医疗困难，可以联系这个人。”
纸条上写着一个名字：林静秋。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某部队医院药房。后面有一行小字：“提赵卫国名字，说是‘黑土项目’需要。”
“这是...”
“赵卫国的表姐，在医院管药品。”陈伊伊说，“‘黑土项目’是内部代号，有优先调拨权。我们可以用这个名义，申请少量新型抗生素。”
“这不算违规？”
“算擦边球。”陈伊伊苦笑，“但如果只是救一个农民，用量不大，事后补手续，应该能圆过去。赵卫国说，他表姐...心软。”
魏莱看着纸条，又看看陈伊伊疲惫的脸：“伊伊，这会让你承担风险。”
“王老栓已经在承担风险了——为了咱们的坝。”陈伊伊说，“魏莱，在西北三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规矩要守，但有些人命，比规矩重要。”
她顿了顿：“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妥，我们想别的办法。”
魏莱沉默良久。
窗外的四水镇，覆盖着皑皑白雪。新筑的水坝像一道伤痕，横在大地上。坝下埋着秘密，坝上流淌着生活。
而此刻，一个老人的命，悬在规矩与人情之间。
“发电报。”他终于说，“用合作社的名义，申请药品。把王老栓的情况写清楚，把修坝的事写清楚。不要提‘黑土项目’，就说——四水镇合作社社员因公负伤，急需救治。”
“那赵卫国的表姐...”
“我相信她会明白。”魏莱说，“如果她问起‘黑土项目’，你就说，四水镇的一切建设，都是在为国家的未来打基础。”
电报当天下午发出。
等待回音的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
与此同时，春耕准备在冰天雪地中有条不紊地推进。
铁工厂里，炉火日夜不熄。张铁匠带着徒弟们轮班打犁铧，叮当声从清晨响到深夜。改良后的模具效率提高了一倍，但人手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魏书记，一天三副是极限了。”张小锤满脸烟灰，“我和爹还能熬，但李二狗他们眼睛都熬红了。这么干下去，不出半个月，非得累倒几个。”
魏莱在铁工厂转了一圈。确实，所有人都到了极限。打铁是重体力活，抢大锤的汉子们手臂肿得像馒头，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从明天起，改两班倒。”魏莱做出决定，“白班早六点到晚六点，夜班晚六点到早六点，中间休息六小时。每五天轮换一次。”
“那产量...”
“产量减三分之一，但人要保住。”魏莱说，“合作社不是旧社会作坊，不能拿人命换产量。”
这个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王老栓受伤的事让大家心有余悸，但春耕订单的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周边三个镇听说四水镇的改良犁铧好用，都托人来订，现在手里有八十副的订单，交期都在开春前。
“能不能...招人？”秦木匠提议，“靠山屯、芦苇荡村，还有不少闲散劳力。”
“可他们不是社员，工分怎么算？”周明远翻着账本，“如果按临时工给现金，咱们账上没钱。如果记工分，他们不是社员，年底没法分红。”
问题又绕回钱上。
合作社刚起步，所有收入都投入了水坝工程和铁工厂改造。现在账上只剩二十七块四毛，够买粮食，不够发工资。
冯远一直在旁听。他推了推眼镜：“魏书记，我有个想法。”
“你说。”
“我在省报有个专栏，可以写篇报道，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农村合作社建设。”冯远说，“特别是这种技术改良、提高生产效率的典型。也许能吸引一些捐赠，或者低息贷款。”
“这能行吗？”
“试试看。”冯远说，“新中国百废待兴，但城里很多有识之士，是愿意支持农村建设的。我认识几个民族资本家，他们对合作社很感兴趣。”
魏莱想了想：“可以试试。但有两个原则：第一，不接受私人资本入股，只接受捐赠或低息贷款；第二，所有捐赠明细公开，用途公开。”
“好。”冯远点头，“我明天就动笔。”
当天晚上，冯远在煤油灯下写下了第二篇报道：《铁与火之歌——四水镇合作社的技术突围》。他详细描写了土法炼钢的艰难、改良犁铧的创新、水坝合龙的壮烈，也如实记录了王老栓的负伤和当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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