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由于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橡胶园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S海，以便融资。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S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S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S海华商的信任，连在S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S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半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80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7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S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S海橡胶股票的疯涨。宣统元年12月1日，兰格志公司的股票为920两，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涨至1675两，另一家橡胶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统元年1月10日是25两，一个半月后即涨到50两，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神话。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S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华商在这轮交易中，投入S海市场的资金在2600万至3000万两之间，投入伦敦市场的资金约1400万两左右，两地加起来达4000万两之巨。在疯狂的炒作中，S海的资金几乎完全被冻结，其他行业已经很难得到资金，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无金可融。
1910年6月，伦敦市场行情暴跌。消息传来，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105两。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积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买单者。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3日，元丰继之；24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捆绑炒股的八家钱庄也相继关门歇业，引起全市银钱业的极大恐慌。八家钱庄倒闭后，所欠S海外国银行庄票139余万两无法归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S海银钱业的款项。《国风报》报道：“钱庄里的华商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完全无法通融”，S海金融业面临崩盘的危险。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赔款，按例S海道应承担190万两，这笔款子平时由S海道经手存放于资本雄厚而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钱庄。但1910年的9月，离正元等钱庄倒闭尚不足两月，市面银根吃紧，而S海官库又将官银拿去救市，早已“库空如洗”，无法调剂，因此S海道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从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
由于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中央的资政院、度支部等处官员们出于各种理由开始谴责蔡。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挑动JS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朝廷颁旨，斥责蔡乃煌接管道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将其革职，并勒令两个月以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职令，又羞又愤，向源丰润等钱庄火速追还官款。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S海钱庄的庄票，8日，源丰润应声而倒，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在bJ津门等地的17家分号也同时歇业。
《东方杂志》报道：源丰润津门分号歇业，津门总商会不得不帮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家银行借银100万两以稳定人心。
义善源是S海银钱业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东是李瀚章的儿子李经楚。李经楚任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时，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1910年底，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夺回被袁世凯抢去的权、利并打击梁士诒的势力，秘查梁士诒在交通银行经手的帐目。
当源丰润倒闭时，李经楚曾向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余两，帮助义善源渡过了危机。听说盛宣怀查帐，李赶紧将交通银行借款归还，导致义善源S海总号仅剩现银7000两。命悬一线的义善源试图用手中所持有的S海各企业的股票向S海道借银10万两，却为新任道台刘燕冀一口拒绝。1911年3月下旬，义善源计无可出，只得宣布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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