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亮握着听筒的手越攥越紧，指节都泛了白，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电话亭的铁皮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爷爷，您别激动，注意身子。”他哽咽着说，“我以后肯定好好学，继续努力，奔个好前程，到时候接您来四九城，让您过上好日子，再也不用那么辛苦……”
“好，好……”老人抹着眼泪，声音渐渐平稳了些，“爷爷不辛苦，爷爷在这儿挺好的，顾主任介绍的这活儿轻松，还能看报纸。你在那边好好上学，啥也别惦记，听顾主任和海婴妈的话。”
他顿了顿，语气里满是郑重：“孩子啊，咱不能忘本。顾家对咱爷孙俩有恩，你以后出息了，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做人得懂得感恩……”
“我知道，爷爷，我都记着呢。”小亮用力点头，眼泪还在掉，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又暖又亮。
“哭了？”海婴递过毛巾。
小亮接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眼里还红着：“我爷他……他太高兴了。”
“走，回家，我妈炖了排骨。”海婴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了两天，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穿过胡同，在四合院门口喊了声“顾家有信”，海婴和小亮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
两份烫金的录取通知书捏在手里，沉甸甸的，封面上“北清大学”四个字在阳光下闪着光，烫得人心里发烫。
两人回到院里，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看着里面印着自己名字的录取通知书，不约而同地笑了。
专业一栏清清楚楚写着“经济学”，正是他们最终敲定的方向。
其实最初填志愿时，海婴和小亮都有自己偏向的专业，是顾从卿找他们深谈了一次，才慢慢改变了想法。
那天晚上，顾从卿把一叠厚厚的资料摊在桌上，有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文件，有各行业未来趋势的分析报告，还有几位经济学前辈的访谈录。
“你们看，”他指着其中一组数据，“国家要发展，经济是命脉。
从政策导向到市场需求，未来几十年，都需要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才。
学经济，能更直接地参与到国家发展的浪潮里去。”
他没强迫他们，只说“你们自己看资料，自己做决定”。
海婴和小亮抱着那些资料看了好几天，从宏观经济政策读到微观市场规律，从国际经济形势看到国内产业转型，慢慢咂摸出些味道来。
小亮指着一份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报告说：“海婴，你看这个，要是能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老家的日子肯定能更好。”
海婴也点头：“我爸说，经济就像看不见的手，能推动很多东西往前走。”
一来二去，两人心里的天平渐渐倾斜。
最后填志愿时，他们都在彼此的志愿表，在“经济学”三个字上重重画了勾。
此刻捧着录取通知书，海婴想起顾从卿当时说的话：“选专业不只是选一条路，更是选一种参与世界的方式。”
刘春晓端着水果出来，看见俩孩子举着通知书傻笑，忍不住打趣：“这通知书可得收好，这就是你们的‘上岗证’。”
顾从卿走过来，看着那两份通知书，眼里带着期许：“选了这条路，就得好好走。
经济学不是纸上谈兵，得懂国情、接地气，将来才能真正派上用场。”
海婴和小亮重重点头。
……
1996年秋，一场关于跨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的协调会正在国务院外办会议室召开。
顾从清坐在主位，指尖轻叩桌面，目光扫过对面坐着的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相关负责人。
“先说说项目受阻的症结。”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商务部外资司的王司长先开口，语气有些无奈：“这家欧洲企业想在华东地区建汽车零部件基地，土地审批卡在了地方，但核心问题是他们提出的技术转让条款，与咱们现行的产业政策有出入，地方外办拿不准，报上来请中枢定夺。”
发改委的李处长补充道：“我们核算过，项目本身能带动上下游产业，但技术转让比例如果按他们的要求，可能达不到咱们《外资企业技术引进管理办法》的底线，这口子不能开。”
顾从清翻开面前的文件，指着其中一页问：“外交部那边，跟对方驻华使馆沟通过吗？他们的立场有没有松动的可能？”
外交部欧洲司的张参赞推了推眼镜：“上周刚碰过面，对方公使强调这是企业底线，还提到‘若审批过慢，可能影响后续其他合作’。我看这是施压，咱们不能被牵着走。”
“施压？”顾从清抬眼，语气平淡，“外办的职责，就是在守住原则的前提下找平衡。技术转让比例必须符合国内规定，这是红线。但地方审批流程能不能优化？你们看，”他指着文件里的流程表，“从立项到环评，七个部门盖章，地方外办协调时有没有卡壳？”
王司长立刻接话：“地方反馈说，环保和土地部门对‘绿色工厂’的标准理解不一，外办想牵头协调，却缺个明确的统一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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