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7日，清晨五点半。
四水镇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里，已经挤进了三十七个人。
屋子原本是日军炮楼的指挥室，十五平方米见方，四面墙刷着斑驳的石灰，墙上还留着弹孔——那是1947年解放四水镇时留下的。窗户糊着泛黄的报纸，晨光透过破洞，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屋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木桌，是从镇小学借来的课桌拼成的。桌子周围，条凳、木墩、砖块上坐着人，还有人靠墙站着。屋子里弥漫着旱烟、汗味和潮湿衣服混合的气息。
魏莱坐在桌子北端。
他面前摊开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上印着褪色的“工作笔记”四个字。旁边放着半截铅笔，一块橡皮，还有一沓裁成巴掌大的糙纸——那是周明远从旧账本上拆下来，背面还能看到“民国三十七年谷租”的墨迹。
“人到齐了。”周明远清点完人数，瘸着腿挪到魏莱身边坐下，“三十七人，四个村、铁工厂、民兵队、妇女会、学校、卫生所，都到齐了。”
魏莱抬头，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靠窗坐着张铁匠，独臂袖管挽起，露出半截黝黑的小臂。他身边是儿子张小锤，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紧张地搓着满是老茧的手。
桌子左侧，李建国拄着拐杖坐在条凳上，身旁是三个民兵骨干——都是鹤唳峰事件中负过伤的。其中一个少了半只耳朵，那是爆炸时弹片削的。
右侧是四个村的代表：四水村的王老栓，六十多岁的老农，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靠山屯的孙猎户，背着老土枪来的——他说路上有狼；红旗屯的赵寡妇，丈夫抗美援朝牺牲了，她现在是村里互助组组长；芦苇荡村的徐老三，说话有些结巴，但种芦苇是一把好手。
妇女会的代表是李秀兰——王石头的遗孀，二十五岁，怀里抱着八个月大的孩子。孩子睡着了，小脸脏兮兮的。
学校代表是吴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先生，戴着一副断腿用麻绳绑着的眼镜。卫生所郑怀远没来，苏婉如临产了，他在家照看，派了个小护士来做记录。
还有铁工厂的五个老师傅，砖窑的三个把式，供销社的会计，邮电所的收发员...
这就是四水镇的全部“精英”了。
“开会。”魏莱没有寒暄，“今天是四水镇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题有三个：第一，烈士陵园怎么建；第二，小学扩建方案；第三，联合加工厂搞什么、怎么搞。”
他顿了顿：“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但有一条——说实事，不扯闲篇。咱们时间紧，秋收完就要上冻，冻前能干多少活，今天得定下来。”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
王老栓先开口，声音干哑得像破风箱：“魏书记，建陵园，我赞成。可这钱...从哪出？十二座坟，石碑、水泥、人工，少说也得五百块钱。镇里账上，我记得就剩八十块零三毛七了吧？”
周明远翻开账本：“八十三块四毛二。其中五十块是县里下发的烈士抚恤专款，按规定只能发给家属。”
“那就是三十三块。”王老栓掰着黑乎乎的手指，“三十三块，够干啥？买水泥都不够！”
孙猎户插话：“石碑不用买。靠山屯后山有青石，我带人去采，自己凿。”
“那也得有工具。”张铁匠闷声道，“凿石头的钢钎、锤子，铁工厂能打。可铁料呢？废铁轨都用完了，现在炼一炉铁，得去县里批生铁指标。”
“县里能给批？”李建国冷笑，“上个月我去要炸药，管物资的老刘说，四水镇事儿多，先紧着别的乡镇。”
屋子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魏莱等声音稍歇，说：“钱的事，我想办法。先说陵园选址——镇西山坡，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人反对。
“第二个事，小学。”魏莱转向吴老师，“您说说现在的情况。”
吴老师扶了扶眼镜，从怀里掏出一本卷了边的册子：“四水镇小学，现有学生八十七人，分四个年级，挤在两间教室。教室是旧庙改的，屋顶漏雨，冬天灌风。去年冬天，有六个孩子冻伤了脚。”
他翻开册子：“课本，只有语文、算术两本，还是五年前的老版本。粉笔，一个月发一盒，得省着用。课桌，二十八张，坏的十三张。凳子，学生自己从家带，高的高，矮的矮。”
“师资呢？”魏莱问。
“就我一个。”吴老师苦笑，“还有个李老师，去年得肺痨死了。我现在一天上六节课，嗓子都哑了。高年级的课，实在教不过来。”
赵寡妇举手：“魏书记，我认得几个字，能教孩子认数不？”
“能。”魏莱点头，“妇女会可以组织识字班，白天教妇女，晚上挑几个有基础的，培训成代课老师。”
“那工资呢？”供销社会计插嘴，“代课老师也得给工分吧？现在一个工分折合八分钱，一天十个工分就是八毛，一个月二十四块。两个老师，四十八块，钱从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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