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匠为代表的工业派，只同意百分之二十：“工厂要发展，要买设备，要培训工人。钱都补贴农业了，工厂永远是小作坊！”
双方吵得面红耳赤。
李建国拍桌子：“吵什么吵！没有魏书记，没有铁工厂，咱们现在还在用石磨！工厂赚了钱，不该帮帮种地的？”
赵寡妇小声说：“可是...种地的确实苦。汗珠子摔八瓣，一亩地才产多少粮？”
魏莱等声音稍歇，开口：“我说个方案，大家看行不行——工厂利润，第一年百分之五十反哺农业，因为农业最急需。第二年百分之四十，第三年百分之三十。三年后固定为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逐年减少？”王老栓问。
“因为三年后，合作社的土地应该已经改良，产量提高了，对补贴的依赖降低。而工厂需要积累，要升级设备，要开发新产品。”魏莱说，“这叫‘以工哺农，以农促工’。”
众人思考。
张铁匠先点头：“我同意。三年，工厂应该能站稳脚跟了。”
王老栓想了想：“那...三年后，要是农业还需要补贴呢？”
“那就开社员大会，大家投票决定。”魏莱说，“章程不是铁板一块，可以修改。但修改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社员同意。”
这个提议，最终被接受了。
晚上九点，修改后的章程草案通过。三十七人，三十五人举手赞成，两人弃权——是供销社的会计和邮电所的收发员，他们说“要请示上级”。
散会后，魏莱叫住周明远：“老周，你把章程整理好，明天一早送到县里，请田处长转报省里。”
“好。”周明远迟疑，“魏书记，你说省里能批吗？咱们这章程...有些条款太超前了。”
“批不批，都要报。”魏莱望向窗外，“咱们至少要把想法说出来。至于结果...尽人事，听天命。”
夜深了。
魏莱回到办公室，桌上放着陈伊伊的第三封信。信是下午到的，他一直没时间看。
拆开信封，薄薄两页纸，字迹娟秀但透着疲惫。
魏莱：
见字如面。
西北这边已入冬，比四水镇冷得多。我负责的医疗站收治了十七名受辐射损伤的技术人员，其中三人已不治。赵卫国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他说第五批样品数据极好，上级表扬了他们小组。
有件事，我想了很久，决定告诉你。
我在整理基地旧档案时，发现一份1947年的物资接收清单。清单上有这样一条：“接收陈文渊教授移交德制显微镜三台，医用离心机一台，矿物标本箱四个。”移交日期是1947年11月3日——那时长春还在国民党手中。
也就是说，我父亲在敌占区时，就在向解放区输送物资。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另一份1951年的外事接待记录里，我看到一个名字：山本郁夫，日本京都大学地质学教授，1942-1945年间在满洲从事地质勘探。记录显示，此人1951年5月应邀来华，参与某矿床评估，6月在北京突发心脏病死亡。
而余景天（你审过的那个特务）的档案里，记录他1942-1944年在京都大学留学，导师正是山本郁夫。
我不知道这些线索之间有什么联系。但直觉告诉我，父亲当年的死，山本郁夫的死，余景天的潜伏，还有四水镇地下的矿藏，可能都是一张大网上的结。
你要小心。虽然余景天被抓了，但他背后的人还在。
另外，听说你要搞合作社。这是好事，但别太急。农村工作，欲速则不达。我父亲当年常说：治病要治本，治本要耐心。
保重身体。你脸上的伤，好了吗？
伊伊
1953年10月5日
信纸在煤油灯下微微颤抖。
魏莱读了三遍。陈伊伊提供的线索，证实了他的一些猜测——四水镇的铀矿，日本人早就勘探过。余景天的潜伏，可能不仅是为了破坏，更是为了获取某种情报或资源。
而陈文渊教授...这个从未谋面的岳父（如果他和陈伊伊能走到那一天），形象越来越复杂。一个在敌占区向解放区输送物资的爱国学者，一个可能掌握重要地质情报的专家，一个离奇死亡的悲剧人物。
他提笔回信。写得很简单：
伊伊：
信收到。线索很重要，我已记下。四水镇一切安好，合作社章程今日通过，正报省审批。碾米机在改造，刘工（长春来的工程师）说能成。
脸上的伤好了，留了疤，不碍事。
你注意安全，注意身体。西北苦，多吃点。
想你。
魏莱
10月8日夜
写“想你”两个字时，他停顿了很久。最后还是一笔一划写了。
封好信，他走出办公室。院子里月色很好，满地银霜。
铁工厂方向还亮着灯，传来叮当声——刘思源带着人在连夜改造高炉。魏莱走过去，看到炉子已经加高了一米五，耐火砖贴得整整齐齐。张铁匠在调试新做的双风口鼓风机，是秦木匠用旧风箱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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